關山月：我與國畫

剛剛為廣州美院校慶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目叫做《教學相長辟新途》，回顧了過去十七年在中國畫教學上的一些問題。有同志看了，鼓勵我再寫一篇有關我的國畫創作的文章。1980年，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為我舉辦了一個個人的回顧畫展，展出包括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半個世紀以來的作品。我也打算藉此總結一下過去，更想通過回顧畫展聽到各種有益的意見。正好《文藝研究》編輯部又來人約我寫一篇有關這方面內容的文章，我便趁熱打鐵地繼《教學相長辟新途》之后，接著寫了這些，題目叫做《我與國畫》。

我從事中國畫創作，道路比較迂回曲折，經歷也是坎坷不平的。其間有經驗也有教訓，還有些方面，尚待繼續實踐來檢驗它的成敗。但不管如何，我都盡可能把它們記下來。

不動就沒有畫

我從童年開始就喜愛涂鴉。雖然我生長在窮鄉僻壤的農村，生活很苦，但我不懂得什麼是苦。我熱愛周圍的景物，山水林泉，瓜菜花果，豬牛貓狗;我喜好捉虫捕鳥，撈魚摸蝦，喂雞趕鴨和放紙鷂;我喜歡邊玩邊畫，拾起碎瓦片，撿來木炭柴就在晒谷場的地上畫起來。我讀小學時，曾經花過許多時間全部畫了中國的分省地圖。有一次借來了一本《芥子園畫譜》，我瞞著父親偷偷地將它全部臨摹了下來。我父親是一位小學教師，他會畫幾筆梅蘭菊竹，但不准我學畫畫，責備我畫畫荒廢了讀書的時光，將來沒有出息，所以我隻好偷偷地畫我喜歡的東西，有時也的確耽誤了詩書課業，隻顧忘餐廢寢偷偷畫。這時，我私下卻得到極大的滿足。

抗日戰爭初期，我在中學念書，在學校參加了抗日宣傳工作，開始用我的畫筆宣傳抗戰。我曾在一幅很大的竹布上畫了一張《來一個殺一個》的漫畫挂在家鄉陽江縣城的大街上。1938年我在廣州隨高劍父先生學畫，因廣州受日機空襲威脅便跟高老師到四會去畫畫。廣州陷入鐵蹄，我們也分散了。我背著一袋炒米過了兩個月的流浪生活，終於逃難到了澳門又找到了高老師，此后跟著他在澳門一間寺院裡住了兩年。這兩年中我畫了數十幅有關抗戰題材的中國畫，其中有《三灶島外所見》、《漁民之劫》(四聯屏)、《艇娃》等畫，曾於1939年參加莫斯科的中國畫展覽;另外還有《游擊隊之家》、《中山難民》、《從城市撤退》(長卷)和《拾薪》等。1939年底我先后在澳門、香港、廣州灣舉行過抗戰畫展。1940年初我離開澳門經香港沙魚涌偷渡日敵封鎖線輾轉回到韶關，又先后去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等地舉行了抗戰畫展。當時，我這樣畫，到處展，完全出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心，自愧不能拿槍上陣，就隻好以畫筆作武器，參加到抗敵救國的行列中來。

本來，我離開澳門是下了決心回來參加抗戰的，當時的具體想法是希望跟隨抗戰部隊到前線去寫生，繼續畫我的抗戰畫。而到了韶關一看，蔣介石消極抗日，火藥味淡薄之極，我這個願望也落空了。但千裡之行既已始於足下，就立志行萬裡路。我第一站到了桂林，就給桂林山水吸引住了，我就畫了一個十多米長的《漓江百裡圖》手卷。后來又到了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等省，先后畫了《峨眉煙雪》、《黃桷樹瀑布》、《岷江之秋》、《嘉陵江碼頭》、《老石匠》、《今日之教授》、《都江堰》、《自貢鹽井》等畫。當時，有位詩友為我寫過這樣一首詩：“客棹經春未擬還，似聞橐畫向韶關。獨開抗戰真能事，暮雨何時寫蜀山。”事實上，我真的僅能力行最后一句了。接著，我又去西北，經河西走廊，出嘉峪關，入祁連山而探勝到敦煌。像我這樣一個南方人，從來未見過塞外風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一望無際的草原，平沙無垠的荒漠，都使我覺得如入仙境。這些景物，古畫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飢似渴地搜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准備不可的。這是使我一生受用不盡的繪畫藝術財富，也是使我進一步堅信生活是創作的泉源的寶貴實踐，用我當時的話來總結就是：動是畫因，不動就沒有畫。此行最后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千佛洞，它便是名不虛傳的藝術寶庫。這座多彩多姿的佛教藝術之宮，顯示出我們祖國歷史文化之悠久，繪事成就之驚人，也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偉大氣魄、智慧、毅力和創造精神，看了不由我不驚嘆，也不由我不夜以繼日地描摹。此行，我創作了《冰河飲馬》、《蒙民遷徒圖》、《黃河冰橋》、《塞外駝鈴》、《祁連放牧》等畫，並臨摹了七十余幅敦煌壁畫。這時，我更深刻體會到“行萬裡路”的重大意義。當時，交通十分困難，有時邊走邊餓飯，在千辛萬苦的跋涉中免不了會遇著各種各樣的險情，但我熱愛我的旅途生活，在漫長艱苦的歷程中，意在“搜盡奇峰打草稿”，把祖國的錦繡河山都收入我的眼底，裝進我的胸中，描繪在我的筆下。我有一聯詩句曾經這般紀行和抒懷：“尺圖每自胸中出，萬裡都經腳底行。”

記得當初(1940年)我決定離澳門入內地而辭別高劍父老師的時候，他老人家很不高興;他不願我“出山”，擔心我吃不了苦，恐怕我為追名逐利而改了行，念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兩句古詩給我作臨別贈言。我此后也一直以此自戒，所以，我把畫室命名為“鑒泉居”。

在戰亂的年月裡，要行萬裡路，要到人生路不熟悉的大后方，這種毫無把握的“出山”，對我確是極大的考驗。那些年月我怎樣跑了七八個省?怎樣一步步踏向自己退而思其次的目標——“行腳有心師造化，手頭無處不江山”?當日靠的隻有一條，就是自力更生，以畫養畫;也就是有十塊錢就走十塊錢的路，有多點路費就走遠一點路程，全程都是“以畫養畫”。但這樣在當時絕不容易。要養畫就要賣畫;要賣畫就要展覽;要開展覽會就要花本錢，作品要裝裱，會場要租金，還要招待協助展覽的有關人員吃飯。如果畫賣不掉，就要貼老本。有一次在成都，畫展還未結束，就逼我交會場的租金。當時有錢買畫的是些什麼人呢?絕大多數是地主、資本家，或發了國難財的暴發戶。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藝術，隻因有了錢，就要炫耀自己也有文化，才附庸風雅一番買幅畫挂在廳堂裡裝裝門面。但當時能賣錢的畫並不多，抗戰畫我不賣他們也不買，畫名山大川，勞苦大眾，少數民族的作品，因花費了心血，傾注了感情，縱使有人要買，由於我把它們看作親生兒女，怎麼也不願出賣。在我近年來舉辦的回顧展中，有不少就是這些作品，它們都是舊日我的展場上的“非賣品“，才留得到今天。記得1944年我在重慶舉行西北紀游畫展時，一位駐重慶的美國新聞處長看中了我那批敦煌壁畫臨品，他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的關系表示要買下，並聲明不管要價多少都願意付出，但我堅決回絕了：“這些是非賣品，出多少美金也不能賣。”這批畫至今幸而保存下來。為了解決實際問題，我就試畫一幅玫瑰花展覽出去，藉以適應那些買主的口胃。沒想到這畫一挂出來，就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幾天內預訂重畫這張畫的竟達二十多起。這樣，一下子雖然馬上解救了我當時的窘境，但是我卻為此吃盡不是滋味的苦頭——畫展一結束，在一段時間內我就得像印刷機一樣天天臨摹自己的玫瑰花，這分明不是我樂意干的，我倒胃了：何必為幾個錢出賣自己的靈魂呢?當時我曾發過誓，今后再也不畫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