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宮走出來的自然博物館
▲1961年,古生物陳列室裡的棘鼻青島龍骨架。高宏/攝
1958年,中央自然博物館外觀。
李晞/攝
1956年12月4日,《北京日報》1版
1962年3月1日,《北京日報》1版
▲1984年,宣武區青少年科協和北京自然博物館聯合舉辦了小學生生物知識智力競賽。圖為小學生在回答問題。李晞/攝
▲1961年6月28日,《北京日報》2版
▲1965年8月20日,《北京日報》3版
▲1980年12月15日,《北京日報》2版
1982年11月4日,《北京日報》2版
▲1980年,北京自然博物館古生物組技術室的工作人員加緊修復標本,供大家參觀。司馬小萌/攝
▲1998年3月27日,《北京日報》5版
▲“赫氏近鳥龍”全身羽毛顏色完整復原模擬圖。方非/攝
▲1995年,《恐龍世界》展推出運用聲、光、電控制的大型恐龍群,引起了孩子們的極大興趣。李凡/攝
▲1996年11月22日,《北京日報》5版
暑假逛逛北京自然博物館對孩子來說是件樂事。這座60多年前從故宮走出來的博物館,用珍貴的生物標本、自然展覽、科普課堂增強了青少年學習自然科學知識的興趣,開拓了公眾了解自然和歷史的視野。
1
在向科學進軍號角聲中興建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關注,首先整頓的就是當時勉強維持的歷史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隨后,籌建一批新博物館的決議被提上日程。
1951年3月,經中央宣傳部文教委員會批准,中央文化部與中國科學院共同組建了“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委員會”。次月,“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處”正式成立,辦公地點就設在故宮博物院東華門內的文華殿、傳心殿和清史館,由著名古生物學家裴文中擔任主任。與此同時,中央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共同發文向全國征集標本和展品,並從各地抽調業務與行政人才。
如此大手筆的行動,是為了建立一座“中央自然博物館”,填補全國在這個領域的空白,使公眾有一個自然科普基地和科研基地。差不多同一時期,北京天文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也相繼籌建和誕生。
1954年,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處的首個展覽《全國礦產資源展》便是在故宮文華殿舉辦的,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
1956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號角聲中,中央自然博物館在天橋動工興建。這個中央三層兩翼兩層的大樓東鄰天壇,西對天橋劇場,共8000多平方米,內設14個陳列室和保管室、美工室、講演廳等。(1956年12月4日《北京日報》1版,《中央自然博物館在天橋興建》)
1959年1月,中央自然博物館對外開放,歷史學家郭沫若題寫館名。為慶祝此事,郵電部還專門發行了特種郵票1套2枚和首日封1枚。原先的工作人員和存放在故宮的展品也全部遷了過來。
3年后,這座備受重視的博物館正式命名為“北京自然博物館”,由古生物學家楊鐘健任館長,主要從事古生物、動物、植物和人類學等領域的標本收藏、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工作。此時,博物館已陸續開辟了古生物、動物、植物、植被4個陳列室,全部展陳面積達4000多平方米,陳列標本共5000多種。(1962年3月1日《北京日報》1版,《北京自然博物館正式建館》)
1999年,北京自然博物館被評定為全國科普教育基地, 2008年又被國家文物局評定為國家一級博物館。
2
青少年學習生物的第二課堂
上世紀60年代,走進北京自然博物館就仿佛回到了遠古時代。那些古老的化石像支奇妙的畫筆,給參觀者繪出一幅生命發展的歷史長卷。(1961年6月28日《北京日報》2版,《漫游在五萬年前的世界上——自然博物館古生物陳列室參觀記》)
北京市許多學校把這裡當作生物教學的第二課堂,館方也積極配合各學校生物課程的直觀教學。據1965年7月15日本報報道,兩個月時間裡,該館先后接待了140所中學35000多人次的學生。
在科學的熱潮中,本報也成為了自然博物館的科普陣地。讀者馬小辰寫信詢問:“報上刊登過不少發現古代生物化石的報道。這當然是很有趣味的事。不過,我不明白,研究這些東西,究竟又有什麼意義呢?”
對此,北京自然博物館古生物組以近千字的篇幅在本報刊文作了詳細回復,其中提到:“研究恐龍和其他生物化石,不僅有趣,而且很有意義……不同的自然條件下生存著不同的生物,通過生物死后變成的化石可以了解古代的地理、氣候等自然面貌,成為滄海桑田的見証人。研究化石,還可以証明,生物是進化來的,為辯証唯物主義提供了新的例証……”(1965年8月20日《北京日報》3版,《研究恐龍有什麼用?》)
那個年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大眾普及程度遠不如今天,但對於各種各樣的問題,自然博物館總是認真作答。這類科普文章也長期佔據著本報的重要版面。
3
1980年12月,絡繹不絕的參觀者涌進了北京自然博物館,隻為一睹1972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5具古尸。
在“古尸展覽”大廳正中,玻璃棺裡陳列著兩具仰面朝天的古尸。這兩具古尸形貌清晰可辨,體膚完整,須發如初。據考証,這兩具古尸是南北朝時期高昌王國“凌江將軍”和他的妻子。(1980年12月15日《北京日報》2版,《看新疆古尸展覽》)
自然博物館展出古尸,當然不是為了獵奇。對古尸的研究和解剖,對於人的發展學、各族人民共居的歷史、考古及尸體保藏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科學價值。而這些科學知識及意義需要向公眾普及:“干尸即木乃伊,主要是由於干熱和空氣流通的環境或高度密封棺,使之缺氧形成的,其特征是周身皮肉干枯貼骨,肚腹低陷,這次展出的5具古尸便屬這一類……”
1982年10月,自然博物館又推出古尸展覽“重頭戲”——首次發現的九百年前的契丹人!與上一次的5具古尸不同,這具在內蒙古出土的契丹女尸給科學家帶來許多新的重大發現:頭戴鎏金面具﹔全身穿著完整的銅絲網絡﹔完整的女式發型……(1982年11月4日《北京日報》2版,《“她”是九百年前的契丹人》)
事實上,遼代契丹族的出土物公開展出在我國是第一次,而這個第一次便給了北京自然博物館。此外,還有許多當時在國內獨一無二的展覽陸續設在這裡,可見自然博物館的地位之重,觀眾號召力之強。
4
“讓觀眾在每個展廳笑一次”
1985年,首都博物館系統舉行了一次重要的聯席會議。北京地區數十個博物館的館長齊聚一堂,共商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的大計。
這次會議明確提出,博物館事業是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向群眾普及歷史、科學和文化知識,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重要責任。(1985年2月6日《北京日報》1版,《加強聯合協作 開拓博物館事業新領域》)
不曾想進入上世紀90年代,北京自然博物館卻一度遇冷。1994年前來參觀的觀眾隻有33萬人次,年參觀人數跌入低谷。當然,其它博物館的日子也不好過。
北京人突然不喜歡“賽先生”了?其實背后有多種原因,比如經費不足、科研人才留不住、展覽陳舊等。
但自然博物館是北京最早走出困境的博物館之一。1995年中央首次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為守好自然科學教育這塊陣地,缺錢缺地兒的自然博物館在“軟件”上下了功夫。臨時展覽三個月一換﹔“乏味的講解是誤人子弟”,副館長給講解員立了規定:要讓觀眾在每個展廳笑一次……第二年,自然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升至46萬人次,1996年超過了50萬人次。(1998年3月27日《北京日報》5版,《自然博物館何以天天觀者如潮》)
5
發現最古老的有胎盤哺乳動物
不只是下大力氣做好自然科學科普,自然博物館的研究成果也成績斐然。
近年來,自然博物館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等科研項目30多個,獲得過北京市科學技術一等獎,出版過許多有代表性的科研專著。最突出的科研成果是發現了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有胎盤真獸類哺乳動物“中華侏羅獸”化石﹔首次恢復帶羽毛恐龍、1.6億年前的“赫氏近鳥龍”的全身羽毛顏色……這些成果均發表在世界著名學術期刊《自然》《科學》上。
2013年至2017年間,北京自然博物館在古生物領域發現了9個新物種,形成了幾種中生代帶羽毛恐龍的羽毛顏色研究成果。其中,對小盜龍羽毛的結構色研究成果,將羽毛的結構色化石記錄前推了8000萬年。
6
場地有限眾多珍貴標本展陳難
近些年來,北京自然博物館內再現人山人海的盛況,但有限的展廳面積仍然嚴重制約著展陳的內容與展覽的效果。(1996年11月22日《北京日報》5版,《北京人喜歡上了賽先生》)
2008年7月1日,北京自然博物館響應政府號召對社會免費開放。為盡可能保証參觀的舒適度,該館於2016年實行先預約后參觀的限流措施。
截至目前,北京自然博物館的館藏標本共31萬件。據博物館有關負責人介紹,當中有許多件古生物、生物類標本在國內、國際上堪稱絕品。除“中華侏羅獸”和“赫氏近鳥龍”外,還有世界聞名、寫入小學語文教材的“黃河劍齒象”骨架化石﹔中國特有、體長26米的巨型蜥腳類恐龍“井研馬門溪龍”化石﹔中國唯一保存的恐龍木乃伊化石等。
館內還收藏著世界各國友人贈送的部分生物類禮品標本,如越南胡志明主席送給毛澤東主席的亞洲象標本、朱德同志轉送的鱷魚標本等。比較珍貴的還有新西蘭坎特伯雷國家博物館贈送給我國的恐鳥骨骼標本,這種巨鳥已於1885年滅絕,它是至今保存在我國的唯一恐鳥標本。
“遺憾的是由於場地面積有限,館藏標本的展出率並不高,有很多珍貴的標本隻能‘待字閨中’。”該負責人介紹,每年入館的標本數量還在增加,近5年年均遞增萬余件。與此同時年參觀人數也在激增,2017年參觀人數高達160萬人次。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並稱為“科學三大領域”。自然博物館對於青少年的自然科學科普教育,以及向公眾傳播生態文明、環境保護知識和培養科學文化素養等方面所起作用甚大。
未來,北京自然博物館或許可借鑒其它博物館擴建舊館或建設新館的經驗,以滿足人們與日俱增的科學文化生活需要。
獨有展覽掀起科普熱
文字:汪丹
歷史資料: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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