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月：我與國畫

當我回憶起這些，連我自己也自問，當年萬裡行的勇氣和決心從哪裡來呢?有人讀過我那兩句詩——“曾憂泉水出山濁，砥礪終生幸自持”——也問我未負師望的原因何在?對這些問題，我總是一下子講不清。約略地講，我出生在革命發源地廣東，又受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在學生時代還參加過宣傳抗戰活動，也讀過魯迅先生的著作和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雜志》等進步書刊。這些精神食糧哺育著我追求進步的願望和愛國主義的思想，從而產生不滿現實的情緒，對當時畫壇的現狀尤其不以為然。我從小雖也受過父親“書香傳世代”的影響，較多和較早地接觸到傳統文化，讀古文，念詩詞，看國畫……但總和自己當時要求進步的生活理想和藝術思想抵觸很大。我的興趣在繪畫，所以當我第一次見到嶺南畫派充滿革新精神的作品時，耳目為之一新，馬上便產生一種仰慕之情;特別是對高劍父先生的創新之作，無限敬佩。在當時他這位“革命畫師”的革命精神感召之下，我得到了啟發，找到了方向，曾自發地作過不少盲目的探索和嘗試。又當我一旦受到他的青睞而且被免費收為徒弟時，我隻覺得這是我畢生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幸福!我無法抑制自己心情的激動，隻有無條件地擁護他所提倡的革新中國畫的主張，並把它作為自己堅定的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步趨實踐。再當我離開高師而投身萬裡之行的途程，這個堅定的信念始終牢牢地維系住我，鼓舞著我。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離開了老師，等於離開了父母，處在舊時代，初出茅廬，艱難可以想見。沒想到的是，我的抗戰畫展竟受到觀眾格外的歡迎。但這並不是說，我的藝術怎樣高明，之所以得人心是所畫出自抗戰。因此我每每在畫展時認識許多朋友，到處都意外地得到一些新交的鼓勵與支持，特別是各地的進步文化人;他們都成了我的依靠力量和可靠后盾，我氣餒時他們給我打氣，有困難時他們扶我一把。每次畫展，我都聽取到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表揚和贊許我的。對於這些，我一直像荀子所雲那樣來對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謅諛我者，吾賊也。”回想起來，如果不是有這些新交故知，良師益友的指點和扶掖，在當時要行萬裡路是不可能的。

我的抗戰畫第一次在澳門展出，葉淺予、張光宇從香港來看，還邀請我到香港舉行展覽會;葉淺予在《今日中國》用兩個版面發表我的抗戰畫，張光宇則在《星島日報》為我出版了抗戰畫展專刊，《大公報》(香港)也為畫展出版了專刊，還有不少進步作家為我的畫展寫了評介文章。當抗戰畫展在桂林舉行的時候，夏衍同志在《救亡日報》為畫展出版了特刊，但也竟有人寫匿名信責怪夏衍對我的支持，為此，夏衍同志又曾為我寫了一篇說公道話的文章，后來這篇文章還編入了他的雜文集。1944年，我的西北紀游畫展在重慶舉行，郭沫若同志專程來看了展覽，對我的創作道路作了充分的肯定，並將他的評論，寫成長篇跋語，吟成六首七絕，分別題在《塞外駝鈴》和《蒙民牧居》兩幅展品上。1948年我出版《西南北紀游畫集》、《南洋紀游畫集》時，徐悲鴻為畫集親撰並手書序文，對我的寫生之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抗戰期間，在我所走過的許多地方，我都舉行了抗戰畫展或寫生畫展，其中在桂林、重慶、成都三個地方舉行展覽的次數較多，尤其在成都，我長住了三四年，舉行畫展達五六次之多。和“以文會友”一樣，我是“以畫會友”，在展覽會上結識許多進步的文藝家，他們都鼓舞我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是鞭策我“砥礪終生幸自持”的重要力量。

在我趕腳的行程中，舉行畫展的過程中，還經常碰到不少實際困難。就說在澳門舉行的第一次畫展吧——真可謂萬事起頭難。我難居澳門時期是很狼狽的，常常要餓飯。要不是高老師資助，我是無法繼續學畫的。除了膳費之外，畫畫的開銷也很大，兩年積累下來一些作品，確是來之不易。為了清還欠債，為了籌劃入內地的川資，便下決心開個畫展，但開畫展首先得花本錢，因為作品不裝裱是無法陳列展出的。正在為此發愁時，就得到寺院裡的慧因和尚慷慨的支持，他全部替我解決了展品的裝裱問題。否則，所謂“萬裡之行”，確難“始於足下”。這位慈悲的大師，不幸前幾年去世了，我以還未曾報答他的恩德而內疚。上段說過的在成都碰到的我被逼收展場租金的事，的確令人氣憤。正巧這次畫展的第一天，張大千先生第一個到展場來看我的畫，一見面他就問我，哪張畫定價最高，他要買，並立刻吩咐同來的人替他交了現款。我記得那是一張峨眉山寫生畫，價錢多少我忘記了，大約足夠我數月的開支。當時自這畫挂上張大千的紅紙訂條之后，許多不懂畫的買主也紛紛爭購我的作品。我正當流落異鄉，像行腳僧一樣靠自己的手腳來養活自己的藝術，而且正處在被逼債的窘境，大千先生於此時伸出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當地一個知名大畫家，也是長輩，如此提掖后進，我至今還感銘不盡。1983年新春，美國休士敦貝勒醫學院林文杰教授來廣州，他說去香港后將到台灣看望張大千先生，我在他面前提起過這件往事，並托他帶一個榮寶齋印制我畫的梅花賀年卡給張大千先生，上面還寫了祝藝術常青幾個字。未想到隻隔了不到一百天，大千先生就與世長辭了。我寫了悼詩一首——“夙結敦煌緣，新圖兩地牽。壽芝天妒美，隔岸哭張愛。”——聊寄哀思於萬一。大約1942年，陳之佛在重慶國立藝專當校長，他通過陳樹人師伯動員我到藝專當教授。這之前，我在重慶舉行展覽時認識了趙望雲，一見如故，一拍即合，約好了到西北去寫生。於是，我便把教授的聘書退了。帶著不久前刻好的一塊“嶺南布衣”的圖章，以示矢志畫藝，與趙望雲一道，繼續行我的萬裡路。趙望雲是一位旅行寫生很有經驗和成就的專家，曾在天津《大公報》長期發表農村寫生畫，還由馮玉祥配上詩歌見報。從1943年夏至1945年春，我與趙望雲在大西北走了一年多。由於我倆都有“行萬裡路”的志願，互投志趣，互作鼓勵，互相切磋，互為師友。他的真摯畫友情誼，給我的幫助也很大。先是，若受聘藝專，為人之師隻能是支出，囿於見聞，收獲不會很大，而趙我相約，開拓大西北的天地，所擴展的胸襟與眼界，又豈可與當教授同日而語?一個人的事業成就，良師益友的關切固然起作用，夫妻伴侶的相助也很有關系。我妻子對我的藝術事業不但沒有拖后腿，而且可以說，她對我的匡助是無微不至的。如果我的藝術有什麼成就，應該有她一半功勞。就說萬裡之行吧，她一直伴隨著我，處處無所不在，無論怎樣困厄，從未聽她叫過半句苦，反而給我安慰和鼓勵，並千方百計替我解決困難。這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她把我的事業看作也是她自己的事業，因而藝術觀點一致，甘苦沫淚相濡。想當年我倆相偕旅次西北，騎著駱駝或騾馬驅馳於河西走廊之間，渴則啃瓜代水，餓則嚼鍋魁充飢，有時還受飢寒交迫，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及至輾轉到了敦煌，天天往佛洞裡鑽，如果沒有她在旁打燈照明，在洞裡當日陰暗的光線下根本無法開展工作，更休論我的七十余幅臨品能一氣摹成了。

在我以往尋找立錐之地的顛沛流離的歲月中，扶助過我，有德於我的同行或非同行的前輩或朋友還很多。當我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我還特別記起當日來看我的畫展的過往貨車司機，他們多是廣東同鄉，往往靠了他們的熱情幫助，我才得到從旅程的這站走向那站的方便，他們都是不留名字的良師益友。所有這些知名和無名的良師益友，我都從心底感謝他們，並學習他們做人的美德。

日寇投降后，我這個流浪漢的萬裡行告一段落了。1946年，我從四川回到光復后的廣州。1947年，高劍父老師被任命為廣州市立藝專校長，我奉師命參加了學校的教學工作，名義是教授兼國畫科主任。這是我第一次從事美術教學工作，自然感到很不習慣，不時還留戀那些旅行寫生的流浪生涯——“真山好水心頭動，樂地歡天苦裡尋”;“會情遇境狂圖寫，流水行雲浪踏歌”——我好像已無法離開那種“苦味無窮，樂在其中”的生活;我已把我的詩句凝成了這八個字，並且曾把這八個字銘刻在石印上。終於，到1948年，我又到東南亞各地走了半年，把在國內多年來的寫生作品帶到南洋去展覽，又畫些南洋的風土人物畫帶回來祖國各地展出，互相交流。我是這樣想，也這樣做了。此行第一站是乘飛機到泰國曼谷，然后坐火車經檳榔嶼，過吉隆坡達新加坡，半年來走了不少地方，總覺得南洋風光與塞外景色大不一樣，印象非常新鮮。我最喜歡湄南河的水上市集，坐在芭蕾舞鞋般的木舟上游弋於市集上，晨風吹送陣陣的花香，入眼盡是豐碩多彩的亞熱帶瓜果，當地土人艷麗多姿的服飾，海島風尚，異國情調，實在十分吸引人。我也喜歡泰北清邁的林區，那裡有成群結隊運木材的大象;檳榔嶼海岸邊上的椰林，特別是椰林下的夜市;還有當時的東南亞最大的植物園……沿途我畫了不少速寫，回來后創作了一批南洋風光畫，這批畫曾先后在廣州、香港、上海、南京展出過，並在上海出版了《南海紀游畫集》和《西北紀游畫集》，高劍父老師還親為這兩本畫集的封面題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