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改变中国报告：民营资本的多重样本

　　导言：艺术改变中国。中国城市的艺术性格在哪儿?

　　GDP之争，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后果就是随处可见的“千城一面”，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构成CBD、还有层层叠加的高架桥……与之相应的，是城市艺术精神的同质性。虽然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浪潮似乎难以避免，然而与工业化的标准流程不同，探寻差异与个性仍然是艺术应有的题中之义，用危言耸听的说法，艺术或许是人类将自己从工业化陷阱中拯救出来的救命稻草。

　　近年来，成都涌现出一批艺术机构、群落。成都市美术馆、文轩美术馆、当代美术馆等重量级美术馆对市民开放;A 4当代艺术中心、K画廊、廊桥艺术空间、了了阁、天艺村等知名画廊云集。放眼成都，东南西北都有艺术家群落，“老蓝顶”、“新蓝顶”、“浓园”、“西村”、“北村”等相继出现。2010年，成都市政府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在此基础上，成都政府计划在城市东部继续打造一个占地40公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都东村。因此，成都一度被誉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第三城。

　　2012年9月，成都双年展确定新一届策展人：何桂彦、付晓东、崔灿灿三位年轻人将联合策展。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特别强调，希望通过艺术的角度去呈现城市的现实，把城市做成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关于现实、理想、未来，是一个乌托邦。三位年轻策展人的出现，无疑想给成都这座“艺术第三城”更多的想象空间。“成都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城市。”双年展学术委员会委员董小庄老师说，“有些国外的艺术家来了之后觉得比北京、上海、港澳还舒服，我说你们要把汉语学好，结果他们真的学汉语，再次来到成都。”策展人顾振清则认为，跟上海比，成都属于“深度中国”，把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呈现得更充分的地方，成都对中国文化的转换和活化，在中国文化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把城市想象成人类精神和物质家园，成都无疑是典范。雅昌艺术网本期继续推出“艺术改变中国”系列报告二，通过对成都艺术事件的记录，为读者提供这段大历史中的切片，寻找中国城市艺术性格的多重样本。

　　短暂的上河美术馆

　　策展人郭晓彦曾这样形容成都：从300平方米展览场地的上河美术馆到邓鸿的展厅超过25000平方米的的成都现代艺术馆，似乎没有一种对比更能显示出这座城市的在文化上的放纵气质，这种独特气质使其成为适合作为中国艺术重镇的著名城市。大概也因为当年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和成都会展中心的邓鸿的这种气质，间接直接的成就了现今成都美好的艺术局面。从2010年开始，政府和房地产商再次强力介入艺术领域，无论是成都双年展还是成都当代美术馆，都受这两大力量的强势影响。除此之外，由深圳某房地产商投资建设、隈研吾设计的知·美术馆也于近期在成都宣布启动。

　　“成都因为有它的历史积淀，在民间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力，不断的有人来关心介入艺术这方面的事情。民营资本，我们知道成都比较有名的，比较早期的有陈家刚的上河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冯斌所说的，正是1998年成立的上河美术馆。同年成立的，还有沈阳的东宇美术馆和天津的泰达美术馆，均由企业赞助，着重介绍中国的当代艺术，而这三家民营美术馆的成立也成为当年的重磅艺术事件。

　　但在吕澎看来，上河美术馆就是个售楼处，是个临时建筑，只不过命名为一个美术馆。“是做了一些展览，有些展览还不错，但它没有收藏，也没有一个很规矩的管理体制。它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当时很少有民间美术馆能够做当代艺术的展览。上河没有坚持下去是因为老板没了资金。他主要经营都垮掉了，美术馆就更谈不上了。”吕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如吕澎所言，上河美术馆只短暂的存在了三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学院建筑系的陈家刚从1992年开始从商，创立成都豪斯物业发展公司，1999年曾被联合国评定为“中国12位杰出青年建筑师”之一，靠做房地产成为巨贾，因其成都豪斯物业发展公司开发的上河城售楼处空间有空闲地方，陈家刚想做一个艺术与建筑相联系的项目，于是上河美术馆应运而生，当时不少穷困不堪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皆受过他的资助，周春芽、张晓刚、叶永青和方力钧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在上河美术馆运营的3年里，收藏了近百件作品，包括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几个阶段的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舒群、周春芽等人的作品，有近200万元人民币的收藏支出，虽然不能与国外拥有雄厚资金的艺术收藏群体抗衡，但对当时的艺术家而言却是不小的支持。

　　“艺术改变中国”系列报告之二成都(上)：“双黄蛋”--两个成都双年展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