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改变中国报告：民营资本的多重样本【2】

陈家刚

　　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陈家刚却突逢变故，公司面临破产，房子和土地也全都变卖，陈家刚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上河美术馆。在郭晓彦看来，在上河美术馆短暂存在的3年里，有着自己明确的学术定位和正常运作的艺术机构。“它的工作从纯粹的学术收藏、展览和社会传播入手，作出系列艺术展览和活动，是成都很好的文化场所，也是孕育中国艺术发展新希望的地方。陈家刚很信任的著名策展人黄专、艺术家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叶永青、都是这座美术馆的艺术委员会成员，在后期，著名艺术史学者巫鸿先生也被邀加入。建馆初期，艺术批评家吕澎，著名艺术家舒群也参与了很多建设性工作。”郭晓彦在一篇回忆自己工作过三年的上河美术馆的撰文中写到。

　　上河美术馆从1999年始，由黄专主持的《首届上河美术馆收藏展》、《视觉的力量——上河美术馆99学术邀请展》、《社会——第二届学术邀请展》、由朱其主持的《转世时代—2000年中国当代艺术展》及建馆初期的《阿尔弗雷德.尔德里卡创作展》等展览在世纪末和新世纪初无疑给当时成都的艺术氛围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记得上河美术馆曾是成都这座城市中一些艺术家和国外机构人士喜欢的场所，时任奥地利大使曾说，‘我到成都，第一个选择是到这里来’。也有在成都工作的国外人士，冲着美术馆购买了并不便宜的此处住宅。显然，对于已经处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来说，社会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艺术对一切僵化和板结的语言和现象有一种直接的抵制和摧毁，给社会肌体带来鲜活和生机。而在中国，艺术似乎还只是能制作文化参与幻觉和财富想象力的地方。”郭晓彦回忆到。

　　舒群在自己的《艺术年表》里也郝然记载着自己在上河美术馆任职的回忆录：

　　1998年，北京的公司失败后，舒群和吕澎联系谋求新的发展，经吕澎介绍，舒群得以来到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房地产公司上河城工作，当时上河城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间美术馆，舒群的职务是在这家美术馆做馆长助理。这期间他还推荐郭晓彦到美术馆工作，任办公室主任。

　　1999年，这一年是上河美术馆最有活力和色彩的一年，国际展事不断，其中尤以柏林市市长的访问和法国艺术大师《克洛德·维尔拉》展把上河美术馆的艺术展事推向了高潮。在90年代末，成都成为国内一个艺术重镇，其中上河美术馆是这个城市里重要的艺术平台，周春芽、吕澎、舒群等人起到重要的作用，舒群和郭小晖当时为美术馆设计的展览海报有很高的水准，这段时间，舒群更像一个旁观者隔一段距离观察着艺术呈现出的景观，不过也经常和郭晓彦、郭小晖切磋管理上的理念问题，舒群此时的角色很像是她们两人的私人顾问。

　　邓鸿：大手笔的“梦想家”

　　与上河美术馆几乎齐头并进的另一位文艺地产商是邓鸿，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邓鸿的成都老会展中心举办了后来被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在成都那么多企业中，邓鸿参与的力度最大。”何多苓回忆到。

　　“世纪之门”也是冯斌和邓鸿合作的开端，“1999年的成都会展中心，其实那个馆的功能也不只是为艺术修的，因为是会展业的概念，但是邓鸿把那儿命名为成都现代艺术馆，然后就开始规划，最后做了‘世纪之门’这个展览。这是我第一次介入他们那儿的展览。”

　　据冯斌回忆，在当时的艺术圈，只要是别人赞助钱做展览的，把画留给赞助人都是情理之中的，“画水墨、国画的艺术家还真的把笔都带来了，说免吃免住，还包飞机票、运费，画不画还不知道，朗绍君也来问我，让我问老板画不画?邓鸿说，不画。艺术家们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所以当时的‘世纪之门’留下了比较好的口碑，在当时来说也是规模很大的一个展览，什么门类都有。光现金部分的支出投入就已经两百多万了，旅馆住宿方面因为都是邓鸿自个儿的地方，我们也算不出来账。”

　　紧接着2001年12月，邓鸿在自己的会展中心的现代艺术馆操办了第一届成都双年展，郭晓彦称这是这一年的成都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亮点。因为同年的上河美术馆举办了最后一个展览《方力钧、岳敏君、叶永青：之间—工作展示》之后，“这个曾被誉为‘成都的一张名片’的美术馆就没有再举办展览，在中国艺术界悄然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