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故宫铜缸被刻字“秀恩爱”事件让文物保护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不仅是专业工作者进行科学、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人们欣赏、感受历史文化的艺术品。然而由于中国的文物数量多,导致现在很多文物保护不到位、游客涂抹损坏文物的现象频频发生。
当不文明行为被曝光后,很多媒体、群众对这些行为都表示反感,或是谴责破坏文物的人或是呼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文物。然而,文物保护的实现远不只是说说而已。
文物涂鸦是文化敬畏感的丧失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唐文明
文物涂鸦是文化敬畏感的丧失
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那些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上,所表现的是对历史、对生活、对文化敬畏感的丧失。
现代社会,更多的开始强调个人实现、强调人的理性,这当然是好事,但过分地强调个人,可能也会使我们过于傲慢,对于自然、对于历史失去敬畏感,这或许可以叫做人性的傲慢,人们用科学征服自然,同时也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对自然的尊重,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对于文化、对于历史的态度。
轻贱历史,等于轻贱我们自身,失去敬畏感,也就失去了厚重。怎样改变这样的状态,一般的教育或许可以慢慢养成公德,这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本身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尽管重视得不够,应该会慢慢变好。
需保护措施与教育机制并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李兴国
需保护措施与教育机制并行
文物是历史的记忆,乱刻乱画破坏文物,本身是不该做的事,那些文物放了几百年、上千年,没人去刻,偏偏就你在上面留下名字,别人都是傻子?不是这样,国民素质的提高、公共道德的养成,是一个社会必须重视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地工作。
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地培训和培养,建立更好的社会环境,树立更好的公德意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不是做得少,而是持续性不够。在文物上乱刻的人,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有意破坏,更多是一时兴起随手而为。现代旅游的人非常多,必然会有一些人教育程度不足,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是文物,是不能刻的,因此就得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有相应的教育机制。
保护文物应做“事前诸葛亮”
长沙晚报 陈强
保护文物应做“事前诸葛亮”
对游客不爱护文物的不文明行为,理所当然应予以谴责,对故意在文物上乱刻乱画的个别游客,还应该依法追究责任。但是,作为文物的管理者,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是不是应该对管辖区的文物采取更好的保护措施,以防止类似不文明行为再次发生。
在当前旅游景点文物屡遭少数不文明游客黑手的情况下,一些景区对文物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很有必要,绝大多数游客也能够理解。毕竟瞻仰文物用的是心,而非亲手去摸,更不可刻上“某某到此一游”。
对文物疏于保护,非要等文物被损毁再去报警追责,即使追查到违法责任人,即使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处罚,对被损毁的文物也于事无补。保护文物,与其做“事后诸葛亮”,显然不如做“事前诸葛亮”。
用法律和问责利器介入文保
央视评论员 王健
用法律和问责利器介入文保
文物保护单位常常在“父母官”眼中成了“二等公民”,在极端案例中,文物保护工作还被视为发展经济的“拦路虎”,在冲突中经常为商业利益让路。文物保护工作步履维艰,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外力介入,为“文保”工作打气撑腰。两把利器将改变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第一把利器是“法律”。当前,《文物保护法》对毁坏文物做出诸多规定,但现实中“有规定、无执行”的状况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依然过低。因此,加强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是不可回避的课题;第二把利器是“问责”。对于在管理中长期忽视文物保护的干部和部门,果断运用问责的武器,必将有利于扭转现状,改变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记者 马嘉会 张茜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