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 枇杷(雅昌供圖)
中國古代有三種畫,文人畫、院體畫(畫家畫)、工匠畫(民間畫)。其中文人畫又稱為士人畫,又稱士夫畫,西方人翻譯為Literati painting,意思是“有學問的畫”,“文學上的畫”。作為中國畫的代表,文人畫集中了國畫的文化精神、文化氣格、文人趣和詩書畫印的修養於一身。
“文人畫”一詞最先是明代董其昌提出,但這類風格的畫最早可追溯到唐代,董其昌曾撰文“文人之畫,以唐王(維)為其創始者。”北宋時,蘇軾也提出過“士夫畫”一詞,宋末元初趙孟頫說,“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而近代的陳衡恪則認為“人品、學問、才情、思想”是“文人畫”的四要素。這說明了“文人畫”講究修養。因此,“文人畫”重水素墨黑、重氣、重簡,自衍生之日起,“文人畫”地位確實代表了中國繪畫的文化精神。
任何事物發展都有一個盛衰交替。藝術的發展也一樣。“文人畫”自唐代興起以來,由於過度注重文化表現和筆墨技巧。花鳥和山水成為其主材,在理學禪宗等的影響下,為追求畫面的語境和個人修養,繪畫逐漸轉變為惟個人思想行為的表達,從而衍生出繪畫筆力孱弱、清勁消殘的方向。尤其到了明末清初,當時所謂正統的繪畫是“文人畫”,其時不論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漸以模仿代替了創造,逐漸失去活力並走向衰萎。並且成為后來新文化運動,國畫革新的主要矛頭。
但同時,“文人畫”也勃起另一分支,在清末民初,書法受碑學金石氣思潮的影響,逐漸波及至“文人畫”的運用中,使得這一興起的分支的“文人畫”具有剛健雄辣的面貌。
碑學金石氣主要在嘉慶、道光、咸豐年間,隨著大量金石古文的出土,很多士人,包括書、畫名家,體會到了一種充滿神奇宏渾的力量的朴拙的美感,倡導壯美、崇高的美學理念和古拙、雄強、奇崛、粗放的藝術風格。這些先秦漢魏遺留下來的斷碑殘簡,像一股清風,讓畫家、書家耳目一新,一改自“四王”以來書畫界的因循守舊萎靡之氣,為數百年來甚少變化,甚至走向衰微的中國畫注入了新的強壯的活力。
清中期包世臣等提倡碑學,為金石入畫打下基礎,其后經金農、吳讓之、趙之謙等的發展,金石學派的崢嶸初現。他們推崇筆墨的老辣古朴、雄健奇偉,金石氣改變了中國寫意畫傳統的形式,突破了當時走向衰靡的文人畫中的淡平、恬和、情怡的藝術風格,強調一種壯美、雄辣的審美,強化了筆墨的表現力度,使中國畫的筆墨更加“強其骨”,走向大氣雄強。
近代吳昌碩可謂集金石書畫之大成者。他以“石鼓”入畫,自稱“苦鐵畫氣不畫形”。他籀大篆金文中悟得筆法。形成畫風蒼勁宏渾,具有濃烈雄強的個人風格,一改當時文人畫走向萎靡的軟甜、靜淨的柔美孱弱畫風,筆墨格調高弘,為中國近現代的大寫意花鳥畫開創了新的紀元。可以說,吳昌碩在金石篆刻的深厚功力是他的繪畫藝術能借古開今的重要條件。
齊白石在金石氣文人畫中融進民間的質朴重厚風,黃賓虹、潘天壽、李苦禪等不斷繼承和發展以吳昌碩為主的金石學派,從此中國的文人畫已經不是平時所批判的軟弱無氣,孱弱無力的陰柔萎靡的面貌,而是一種骨力堅硬、骨法堅勁、大氣雄強、壯厚的“文人畫”。前者受到上世紀“新文化運動”和國畫革新派的批判,而后者則受后世推崇。
因此,碑學金石氣入畫對中國書法和繪畫起著溯源徑流,返璞歸真,開啟了中國近現代書畫的新裡程,也開啟了“文人畫”的壯美的新篇章。金石入畫在中國畫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跟西方“文藝復興”有幾分相似,都是從遙遠的古代文化作為養分,打破了長期萎靡的狀態,從而成為一種強壯的,新的,大氣的中國畫面貌。使文人畫和中國畫得到了涅槃再生,所以,碑學金石氣無形中開啟了中國畫壯美的新(採訪整理 梁志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