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

　　陳：成為一種另類了。

　　李：對，另類了，邊緣了。我去年曾想畫一批外來農村打工人員的作品，這群人毫無疑問是處在城市邊緣，並且無法進入城市的主流。

　　陳：實際上，現在成功的畫家，基本上都是一邊進行自主性創作，一邊做市場。

　　李：兩條腿走路嘛。其實許多老先生早已看到這一點，曾經提出過這種觀點。

　　陳：那麼在您二十年的藝術創作歷程中，對自己影響最大的老師和朋友都有哪些？

　　李：盧沉、周思聰和張立辰先生是我最早的三位老師。也是對我影響最重要的三位恩師。七十年代初，我上中學的時候就很有幸地結識了這幾位老師。那時社會上搞“批林批孔”展覽，學校停課，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我那時喜歡畫宣傳畫，其中一張畫被東城區選送中國美術館參加展覽。當時政府組織了一批中青年畫家輔導這群中學生完成展覽的創作，盧沉、周思聰、張立辰先生都在其中。我由張立辰先生輔導，於是就這麼認識了我的老師。可以說，我很幸運，在學習繪畫的道路上基本沒走過什麼彎路。張先生教我如何畫速寫，教我臨摹中國畫，后來又認識了周思聰和盧沉兩位老師。插隊時在鄉下畫了大量的速寫，不斷地求教這幾位先生。之后便順利地考進了美院。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學院裡的藝術氛圍相當濃厚，教學非常嚴格，也培養出了一批人才，包括田黎明、唐勇力、陳平等等。當時，中國畫系由葉淺予先生任系主任，系裡有幾個試驗班，我是山水試驗班的學生，陳平則是人物班的。畢業后，他們畫了山水，我反而畫人物了(笑)。后來，我的畢業創《左權將軍》受到了周思聰先生的大力推薦，那張作品的背景運用了絲網版畫效果，在當時在生宣紙上用絲網制作出肌理和形象，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藝術探索，所以得到了老師們的賞識。於是，畢業后被留在了中國畫系任人物教員。

　　陳：創作上應該還是受盧沉、周思聰先生的影響更多一些。

　　李：是的，盧沉老師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也就是說，要努力讓每個階段的創作都有所區別，甚至每一張作品都有所變化。藝術應當是你對客觀世界感受的一種表達，而你的感受是每時每刻都在變化的，不是一陳不變的。所以，藝術創作上的重復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盧老師還有一句話，就是“在現代的基礎上發展”。現在有理論家有不同的觀點，認為這樣便是忽視傳統的重要性。實際上，盧老師本身傳統的功底非常扎實，甚至影響了80年代以后的一大批畫家。我對他這句話的理解是：必須要有一個堅實的中果畫傳統的功底，然后在現代藝術的平台上發展。不是閉門造車而是積極地融匯中西和古今。隻有不斷地為傳統注入新的養分，中國畫才會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們可以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明，京劇之所以無法向前發展，正是因為京劇本身是一種過於完整的藝術形式。它的唱、念、做、打，每一步都有嚴格的規范，失去了發展的空間，於是成了陽春白雪。所以，我一直以來都試圖將藝術探索進行下去。可以說，這些大師級人物在世時，是我們中國畫的一面旗幟。

　　陳：學校教學的目的也變了，是提高素質。

　　李：現在本科生的培養成了一種素質教育，而八十年代初，我們上學的時候，美術學院門前的橫幅上寫的是“美術學院是培養藝術家的搖籃”。入學后，同學們情緒振奮，仿拂人人都是藝術家了。而現在的學校，學習氛圍完全不同了，甚至師生關系也變得很冷漠。

　　陳：這麼多年來，你的個人風格一直比較善變，但是在某個階段肯定還是有某種明顯的創作傾向吧！

　　李：九十年代，進行探索性的研究、比較有熱情，偏愛抽象水墨研究。當時我在盧老師的指導下，在系裡開了一門新課——“水墨構成”，主要專注研究水墨畫的形式構成語言和表現技法。盧老師主講形式分析，都是以20世紀西方現代藝術為范本。目的是學習西方的形式手段和表現方式。而我主講材料技法的內容，主要是進行毛筆表現之外的制作性技法的研究。盧先生退休后，擔子基本就落到我的身上，到現在這門課已經基本邊緣化了（笑），但我在個人的創作中還是堅持了這種技法的探索，包括90年代畫面上出現的那種青綠顏色，主要吸收傳統壁畫的樣式，試圖豐富中國畫的形式語言，那個階段的變化還是比較豐富的。2000年以后，造型上有一些回歸，更注重對生活的感受。這可能和年齡的增長有關，但我的首要原則還是力圖每個階段都有新的變化，無論是重彩的還是水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