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堂閑言——戴衛訪談錄

問：戴衛老師久聞您的大名，今天有幸採訪您，我代表讀者很想聽聽您在繪畫藝術方面的高見。

答：其實畫家是要用作品來說話的，用畫來說話最能說明問題。今天隻能是閑談，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些問題。

問：聽說在您少年時代，您的家鄉就有人稱您為神童，是這樣嗎？

答：有這麼一個說法。但過去還有一個說法，說“10歲的神童，20歲的才子，30歲的庸人，40歲的老不死”，我早已年過花甲，但我不是老不死，為什麼呢，我從小就不畫兒童畫，畫的都是成人畫，我現在翻看我少年時期發表的畫，是配合報刊宣傳畫，畫大躍進，大煉鋼鐵，前蘇聯的宇宙飛船上天等。當然也畫我周圍的事物，如畫風景、畫動物，見啥畫啥。有時寒暑假我干脆就在報社值班，還經常頂夜班作題花、畫插圖，簡直就是一個童工。但不少美術編輯也成了我最好的老師，所以我一直是跟著成人的路在走。

問：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是否無形中正如你現在經常講的，中國畫是一個功夫型的繪畫？

答：英國藝術評論家愛倫堡說過這麼一句話，他說一個畫家的成熟像樹木的年輪一樣緩慢。我覺得中國畫尤其如此，它的蒙養，它的積累，要繼承，又要發展，要經過千錘百煉，在漫長的繪畫史中也許能留下那麼一點點自己的東西，也許什麼也留不下。所以說這是一個艱苦的、漫長的歷程。

中國有成就的大畫家，大多是大器晚成。李可染先生80多歲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應該說是他的告別展覽。他稱自己為“八十蒙童”。他說他是苦學派，他說他再有一輩子他都有學不完的東西。齊白石在接近70歲的時候，才開始“衰年變法”，就是因為有“衰年變法”才會有今天的齊白石。張大千是在法國搞個展時，受到畢加索的揶揄之后，才開始畫潑彩，才有了一個具有自己面貌的張大千。黃賓虹、陸嚴少他們都是在之年以后，日漸成熟老辣。我的老師黃冑也曾提到畫家的長壽問題，他說長壽對於一個畫家至關重要。因為中國畫是功夫型的繪畫。

問：從少年時代起你就沒有停過你的畫筆，這幾十年裡，你經歷過社會的動蕩與人生的風雨，你有沒有哪怕是一瞬間想要放棄畫畫的念頭。

答：也許我對繪畫的熱愛是與生俱來的，記得我6歲時，父親曾問過我，如果再打仗，你帶什麼走，我非常堅定地說我隻帶筆和紙，因為這樣我就可以畫畫。可以說我這一輩子對待藝術是報以赤子之心，在最困難的時候父母雖然是愛我的，但也不能救我，唯獨藝術能救我。所以三年自然災害，我靠給報刊插圖的稿費，出去寫生，買高價糧充飢。美院附中后我下鄉當知青，一當就是六年，然后在農村結婚安家。如果不是我能畫毛主席像，軍代表是不會破例把我們夫婦二人從農村調出來工作的。我在大涼山工作九年之后又是因為省出版社急需能畫插圖的人把我調回了成都。回成都之后又是因為在國畫方面嶄露頭角，黃冑才點名要我去北京參加中國畫研究院的人物創作班，也就是在那兒我才有機會得到蔣兆和、葉淺予、蔡若虹、黃冑等名師指授，並結識了周思聰、劉文西、劉大為、張道興、李延聲、劉國輝、杜滋齡、楊力舟、王迎春、史國良等一批當今依然活躍於畫壇的同窗畫友。之后又是因為中國畫方面的一點成績，調進四川省詩書畫院工作至今，成為一個衣食無憂的專職畫師。當然為畫畫我也曾吃盡苦頭，文革前在美院附中因為畫畫成績好，被作為白專典型，被批判。我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決定下鄉當知青的。然而在文革中，又因為我曾為艾蕪、李伏伽、馬識途作過插圖視為四川“三家村”爪牙被揪斗。那時我不過二十出頭，滿腹委屈，幾乎想不開。但就在那樣的情況下我也不曾有過放棄畫畫的念頭。一次出國辦展，在歸途的飛機上，我曾與同行的朋友說過：“如果我下輩子‘轉世’為人，我仍要當畫家。繪畫這個東西最沒有語言障礙，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年齡的人群中，如果你用畫來與他們溝通，都會得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問：聽說你從發表作品至今已有50年，你一開始就畫中國畫嗎？

答：我少年時代第一次發表作品是1956年的“六·一”兒童節，那年我才12歲。距今正好半個世紀。

我曾經涉獵過雕塑、剪紙、木刻、連環畫、漫畫、水粉畫、插圖、書籍裝幀。當然在這些基本功的鍛煉過程中，素描、速寫是少不了的。記得讀美術學院附中時，我常常是整個假期都呆在學校裡。為什麼呢，我的目的是要攻解剖，想辦法和老師搞好關系，拿到解剖室裡鑰匙，我就成天呆在解剖室裡畫，畫人體骨骼結構和人體肌肉結構。現在看到過去所畫的東西，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當時我全身心的投入藝術，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些年月，我曾從事美術編輯工作，包括為中外名著作插圖，如為老舍、茅盾、巴金、曹禺、李人、艾青等名家的書作插圖。因為我的造型能力強，在當時的出版界脫穎而出。得了不少獎，人稱“獲獎專業戶”“男子單打冠軍”，當時的獎狀就有兩紙箱。可以說這些獎只是花了我的大量時間，一點都沒有讓我費腦筋，有時偶然為之，也能獲大獎。為此覺得沒勁，我不想再踢這個小球，我想去玩大球。於是，我在1989年秋天，毅然決定離開了出版社，調到了四川省詩書畫院，這對於我來說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轉折。

我曾經酷愛過一段時間油畫，但1972年我到北京參觀全國美展，那個展覽應該說是文革中的一次大型展覽。與此同時，我還去參觀了故宮藏畫展（這是文革后首次展出）。故宮藏畫展看后，可以說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沖擊，當時我就暗暗下決心戒油畫，畫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