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任重道远
《文物目录》一书正式出版的最大功臣、中西书局常务副总编辑徐忠良指出。《文物目录》编成至今已经过去了66年,但它至今仍然是确凿、确实的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的“追讨清单”。
据他介绍,1947年初,参与日本战犯审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唯一的文化专员王世襄,历尽艰辛,从日本追回了106箱珍贵典籍文物。这批追回的古籍经由谢辰生接收,转交南京中央图书馆保存。1949年国民政府溃退台湾时,大部分被带往台湾,成为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主体。
而正是在密切关注这一往事的过程中,徐忠良意外得知老一辈文物学家1946年编纂《文物目录》一书,而且了解到这本书此后从未正式出版。他说:“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古文献专业毕业生,我感觉到很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不曾了解存在这么重要的学术著作,更隗疚于这么一部记录惨痛历史的重要著作竟然被冷落整整66年之久,不曾公开出版。”
正是在此触动下,徐忠良萌发了正式公开出版《文物目录》的想法。此后,他又了解到1981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刻写蜡版,油印100部,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保存,但经查核,这批油印本几乎散失殆尽。而中西书局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仅存的孤本,才打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说:“在抗战以后,日本归还中国文物得情形令人失望,抗战期间日本劫去我国的文物,胜利后曾先后归还一些,后来从1950年到1956年,日本先后归还了六批,交还给了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存在台北故宫。日本归还的这些东西,杂项物品多,真正的文物是相当少的,有价值的甚少。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大多数学者同时还指出,《文物目录》一书中囊括的只是有据可查、铁案如山之劫掠文物,而日本方面通过其他未知渠道劫掠的中国未知文物还有千千万万。
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彭卿云建议,对日追讨流失文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力量相结合,编纂出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国文物学会顾问李晓东认为,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必须要找到系统的依据,应该整合官方和民间的资源,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记者 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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