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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
1952年出生，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人，现居住陕西省西安市。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秦腔》、《带灯》，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越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国际上获得的大奖主要有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1987）、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废都》1997）、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2003）等。（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西安）
贾平凹的工作室是一个复式的房子，摆放着数不清的佛像和石雕，一楼会客和写书，二楼画画和写字。进门是贾平凹的大字"文门"，客厅上挂"文观"。转入书房，第一眼是门神像，题字"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登上二楼，不免格外留心木板楼梯两旁摆放的诸多小石像，写字台上笔墨纸砚俱全，书架上挂贾平凹的书法，其中一则为："神在决定与安排着一切，听受命。"
烟不离手的贾平凹说着一口乡音，静下心来也只能听懂大半。初次见面，贾平凹就说自己不善言辞，在人多的地方更是寡言。一席谈之后，我不禁联想起以前采访过的莫言，两相比较，莫言可谓是口若悬河。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作家莫言要路经西安去新疆，突然给贾平凹发了电报，让贾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贾平凹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贾平凹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他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贾平凹迫不得已问一个人那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贾手中的纸牌翻个过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贾平凹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贾平凹感慨："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这两个文风与做派大异的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对世界说话，都写小说，都会写字，都得大名，也都引来众声喧哗。
每天上午，贾平凹多在写书，下午则是会客和卖字画的时间。2012年11月3日下午的采访中，前后来了三批买书法的人，贾平凹在谈笑间挥毫自如，这半天所得也许不少于一个普通作家一年的收入。
贾平凹并不讳言自己书画的收入丰厚。"一般作家很清苦，一本书写上几年，啥也不干，值不上几个钱，还不如画家。像我写长篇，稿费算是高的，就是啥也不干，三年写一部长篇，挣几十万块钱。这算好的，大部分作家是写了还赔钱。但是像绘画，一般一幅画几十万还不属于那种大画家，大画家的几百万。"然而，贾平凹对书画市场自有看法："经济发展以后，书画市场必然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是在这个国情下产生的。当外国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把收藏绘画作为一种品位的艺术象征，属于奢侈品投资。中国经济繁荣以后，也有这种艺术收藏需求，但是更多的情况是送礼。目前这个社会大变，太起伏，必然有很多社会弊病。行贿、受贿，要买通关系、打通好多关节，又不能说送钱，必然只能是送一些奢侈品，这里面自然有一个很大的升值空间，画就突然发展起来了。如果经济一下来，几年后画家就不行了，这是明显能看出来的。有时候严格来讲，字画也是泡沫，是作为礼品来取得繁荣的，而礼品的背后是这个社会不公平。很多潜规则在各个行业里，在这种情况下，拉动了字画一时的繁荣。所以，对字画繁荣不应该沾沾自喜，每个人真正在为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作收藏时，才是真正繁荣、富裕的社会，而且是人的素质提高的一个标志。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
如此世风之下，我在西安听过各种对贾平凹的评说，话题的焦点竟都集中在书画上，一时让人忘了他是一个小说家。而我们的谈话中，贾平凹对文学只是轻轻带过。"我无意做书画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功利心太强，反倒做不好。完全按心性，或许还能做出一些东西。如果一心想挣钱，反而还挣不来钱。越想把啥事情干好的，用力太狠，就容易用力用偏了。一个人一生的精力特别有限，干成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他说，"你看，西安市的好多广告牌，原来都是房产广告，现在变成书画家的广告。一方面说明经济在衰退了，商家不做广告了；一方面说明社会上书画这么热，也不正常，而且证明书画家很浮躁的心理，极力地想把自己推出去。"
贾平凹自认喜欢写书。不同于陈忠实一部《白鹿原》定终生，贾平凹每几年就会出一部长篇小说。贾平凹说："我觉得写好了是享受，写不好或者画得不好都是一种受罪，都折磨人。写顺了，或者我这幅画画好了，或者那幅字写好了，就能带来无上的喜悦。愉悦和折磨是同样的，枯水的时候，弄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弄了。就等，等来了，必然就产生一些东西。" 2013年1月，长篇小说《带灯》出版，再次成为文坛话题。
小说、散文、书法、画画在生命中的地位，贾平凹如此安放："写作当然是我第一位的，因为我写了几十年。我是依靠这个活过来的。例如我写长篇，突然就有一个题材适于写散文，我就写成散文。互相有一个思维调节、情绪调节的过程，互相有吸收。写字、画画能调节好多东西，受好多启发。不可能倒置了，除非觉得我的文学枯竭了，写不出来了。"
艺术分类过细则式微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为《张充和诗书画选》作的序中说，诗、书、画在张充和身上融为一体，这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传统。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里面，像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东坡的书法写得清雅。你认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慢慢式微了吗？
贾平凹：肯定式微，现在社会什么都分得特别细。古代文学没有分得这么细，现在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分得特别细。小说里边又分成工厂题材、林业题材等各种题材，反正哪个行业就叫哪个题材。散文里面有抒情散文或者是散文诗，也分得特别细。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任何一种行业都习惯分细了。拿文人来讲，过去琴棋书画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现在把它全部乱开了，有一些文人名大了把书画名淹没掉了，有些是文人书画名气大了后把他的文名淹没了。现在是专业的画家，专业的书法家，专业的作家。当然有不好之处，纯粹从事画画或者书法、篆刻，就变成单一的东西，不容易吸纳更多的东西了。要么不读史了，要么不研究更多自然界、生命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技术层面。任何艺术一旦进入技术层面，都是末路了。
现在大家对学院派有意见，反过来冷静想想，学院里就是培养一般性、专业性的人，不是培养多少人才、大家或者大师，因为它是做普通教育，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在美协或者书协工作，好像就是画家、书法家一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或者你整天在写字、画画，就肯定能够成为一流的画家、一流的书法家，那也不可能。职业和事业还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是王维还是苏东坡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表现的一个侧面，所以他学养就多，他是以学养为基础的，现在好多人的学养单一了，就不注意从别的方面来叙述一个东西，没有一个综合的东西，这样就变得比较单薄了，容易做成技术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到一些地方参观一些美术展、书法展，只能看到一样的字迹、一样的画法，都差不多，大家就都在那个技术层面。我觉得这么弄是很残忍的，艺术又不是工艺，工艺主要讲究那"工"的方面。所以，现在更应该接触一些原创的东西，你可以学一些古人的东西，但是你自己要独创一些东西。要不大家全是那几种写法了，画也是那几种画法。我觉得艺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有一个大的突破。国家也是一样，一旦衰落的时候，必然就有人出来开宗立派，历史上、文学史上、绘画史上也是这样。所谓的大家、大师就是末日、衰败的时候冒出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就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但是这种现象也不是谁能改变得了的，因为跟整个的世风和国风是一体的。就像人病了以后，胳膊也不灵活了，腿也不灵活了，眼睛也不灵活了，牙齿也不灵活了。健康的时候干啥都行。但是，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王维、苏东坡。
时代周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物。达·芬奇是典型的文艺复兴人，但是那个时代此类人物也蛮多的。
贾平凹：我觉得他是天生的。为什么在艺术衰微的时候能够出现一些大家，那都是天生的。必须有几个人再撑起这个房子，大量的人都是一砖一瓦往上垒，关键人物就有几个，把梁、柱子撑起来。虽然不能说生下来就是一个大天才，要好好培养。恰恰都是不经意之中才能发现他的天才。但是一个人从事艺术，起码要有这个意识，将来能不能成功是另一码事。
时代周报：你认为成就天才跟这个时代的关系有多大？
贾平凹：每一个时代都有天才。为什么能产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什么在明清不出现唐诗，而是小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有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一旦扎进去就陷入一个局部的东西了。艺术的路子应该越走越宽，不停地要吸收好多东西，才能走得远。但是现在社会的风气，都在想怎么能卖钱，怎么能参加展览，得个奖，艺术家忙得要命。
时代周报：吴冠中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画价那么高，但是生活非常简朴。吴冠中晚年讲"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的心声，你是怎么看这个话？
贾平凹：我看过吴冠中的一些文章，他的散文写得确实好。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当时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是从一个角度来谈的。他不是从综合角度来谈，鲁迅是从当时对中国社会发言这个角度来讲的，鲁迅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国民性，齐白石画的是虫、鸟、菜、花卉，但是你能看出齐白石对中国社会的推进，这是历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思想历史上评价陶渊明一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种人生理想，鲁迅对社会发言，是人生另一极的表现。他俩表现的情况不一样。吴冠中恐怕是有前因后果来说这个话的，像他讲"笔墨等于零"，其实他也知道笔墨重要，这是矫枉过正了，必须说些狠话才能引起重视。不能单独地把他的一句话拿出来看，我估计吴冠中的性格上和鲁迅的性格还有相同的地方。我看历史上好多的画家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互相整天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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