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和文宗這兩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別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詩人,又是畫家,對漢儒治國與成宗相比更甚一籌。更多的體恤民情,發展農業、發展手工業(明確記載文宗親自向景德鎮浮梁瓷局派遣督窯官)、重視商業和海外貿易等。但這種漢儒治國方略,由於蒙古貴族對皇帝的極大牽制和阻擾,使得元代晚期的社會狀況並沒有擺脫蒙古主體階級利益的壓制。比如重要官職漢儒不能擔任正職,科舉對待漢儒的錄用有所限制(推舉為重)。在社會人才選拔層面,除科舉而外,還有漢儒推薦制度,這也大大增加漢儒進仕的渠道。這種制度700年之后的現在,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職也不都是推舉嗎?少數民族同樣也不可以在漢族主體政權裡擔任正職。完全憑人才實力的選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戰國時期基本做到,秦漢以后到現在數千年以來的漢儒主體政權統治當中都沒有做到,蒙古少數民族沒有做到就不足為奇了。
總體來講,蒙古統治時期,儒臣和漢儒文人是多階段參與到蒙古王朝主體管理之中的,從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漢儒人才,更看重漢儒治國策略。只是蒙古貴族的宗法牽制,使得重用漢儒人才和推行漢儒治國策略有所保留。你讓一個漢儒文化主體之外的少數民族完全尊重漢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現代文明社會也難以完全做到,何況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會當中。用現在的思維去理解700多年人們的思維和做法,顯然是缺乏歷史認識觀的。
我們對蒙古歷代帝王與漢儒關系的了解,使得我們對元代瓷器歷史文化背景,有一個清晰的參考。從而對形成元代瓷器裝飾風格和紋飾來源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視了蒙元時期漢儒文化背景,忽視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紋飾中飽含的大量漢儒文化因素和漢儒圖案借鑒。那麼,對元代瓷器的研究是非常片面的,也是缺乏歷史正確觀的。在此希望那些鼓吹“元代瓷器構圖和紋飾來源於西亞”的專家、學者、藏家們,元代瓷器的主體是漢儒文化,這其中包括傳統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藝術、少數民族藝術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歷史和蒙古社會狀況,否則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鬧出很多笑話。
我們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們都是中國陶瓷發展歷史中的一員。從這個角度來講,隻要研究這些成員中的任何一個窯口,都是具有意義的。個人的側重點和審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選擇自然不同,求同存異,各自發展,共同進取,才是比較好的局面。畢竟我們的精力和財力都有限,自己的興趣決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選擇收藏、研究某一階段的歷史和文化藝術品。人們無論對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藝和藝術內涵有何看法,但我們卻無法忽視元代瓷器的歷史意義和它應有的藝術內涵。如果把歷代陶瓷作為現代時期的陶藝來衡量,他們各有背景,各有內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歸類到高古瓷器領域,充分說明它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極其不能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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