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器（元青花）的漢儒歷史文化背景【2】

　　成吉思汗所處的環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響，有他的歷史局限性和無法超越的客觀性。北方草原惡劣的環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強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式的原始社會生態體系。他雖出身貴族血統，但來自生活最底層。所受的磨難，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時，也具有他獨特的人格魅力。由於善於重用與愛惜各類人才，並通過他們吸收各族優秀文化，從而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體現多元文化內涵、在當時可稱為一流的精華薈萃的智囊團。所以，史稱“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滅國四十”的“奇勛偉跡”。成吉思汗開始也有一個轉變過程，並非如我們很多人或者陶瓷專家和學者以為的蒙古帝國“隻識彎弓射大雕”、排斥異族，排斥漢儒文化和漢法。

　　成吉思汗原來不重視漢儒治國文臣，且說：“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聞之甚喜”。“帝重其言，處之左右”，因而成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謀臣，后來成為蒙元帝國的脊梁。蒙古帝國的建立、以及賦稅、立法、建戶口、設科舉等治國之策多出於他（科舉因蒙古貴族的顧慮而夭折）。又如畏兀兒的塔塔統阿，“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他是太陽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來，成吉思汗命他“將其法令訓教用畏兀兒字寫蒙古語，傳示國中蒙古青年”。從此蒙古族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識分子，這是蒙古國向文明邁進的裡程碑，也是漢儒文化對成吉思汗產生的影響力而逐步改變了曾經的“原始叢林”思想。

　　在這種不論前嫌，能者重賞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漢族和其他各族武將文臣，尤其是因多給以重用，使他們能調轉槍頭，成為攻金戰爭的實際主力，如劉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張柔、石天應等一大批降將都屢立戰功，也被封顯赫官職。成吉思汗還通過對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寶玉等許多漢儒智謀出眾降臣的重用，聽取他們關於立法、納稅、治國的建議和統治經驗。關於成吉思汗採納和重用漢儒人才諸多記載，大家不妨參考《元史》和蒙元相關史料以及17世紀以來國外的諸多蒙古歷史的研究著作，我這裡就不羅嗦了。

　　總之，成吉思汗時期毫無疑問採納漢儒的一些治國策略，也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漢儒人才和漢儒治國框架提供了參考依據。

二、蒙古帝國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時期的漢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國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窩闊台在耶律楚材的幫助下，仿照中原漢地的先進政治文化制度，以漢儒治漢地。但是，少數民族皇帝和貴族想要對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達到一定程度的造詣，這是很艱難的，必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幸而蒙古最高統治者具有一代天驕的寬闊胸襟和開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統治者的權威而號令天下。后來蒙古國的繼承者在明爭暗斗刀光劍影的政治斗爭中，放棄了楚材苦心經營的儒治，皇帝在貴族的要挾下無奈的回復到草原本位主義。這也直接導致元代在延續近百年之際而土崩瓦解。

　　對於蒙古貴族集團制定的“汗制”來牽制最高統治者，使其完全要維護本集團和成員的最大利益。這種情況，在忽必烈統治時得到了改觀，也在這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行著進一步的整合，是我國民族第二次大組合時期。忽必烈早在潛邸時期，就表現出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興趣，他“聘起儒士，講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道”，對學習和吸收先進文化持積極和開放的態度，他開金蓮川藩府，廣泛招攬了一大批漢族地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郝經建議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國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參遼金之遺制，……附會漢法。”行漢法也即儒治，蒙古統治者雖然可以馬上得天下，卻無法馬上治天下，這迫使蒙古集團正視客觀實際，調整自己的統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於維護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需要，採取了一些“變易舊章”的文治措施。社會的巨變使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多種反映，漢儒們目睹蒙元統一大業的進程，紛紛走上與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統治的時期，始終存在以耶律楚材、鄭經等儒臣的“義理至上”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團與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桑丹為代表的功利派理財之臣的激烈斗爭。由於幾次戰爭的勢利，國庫虧空，加上蒙古貴族集團的對利益的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協於現實。王文統、阿合馬等人的種種非正常財政斂財措施，引起許多儒臣的不滿，武官王著聯絡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內蒙古境內）時，假傳太子之命召喚留守大都的阿合馬，然后設計，把阿合馬刺殺。二人事后被捕殺。但之后眾大臣紛紛上書，力言阿合馬所為多不法，結果忽必烈亦數阿合馬之罪，不但沒收其家產，殺其黨羽，還剖開阿合馬之棺槨車裂其尸，以此來挽回儒臣和受害民眾的心，重新樹立蒙古統治階級在廣大漢儒民族當中的統治地位。

　　從此忽必烈的蒙元時期一度被后世評論為草原民族不用漢儒罵名。其實這是對元代歷史的誤解，深度研究蒙元歷史發現，對於忽必烈從重用漢儒人才，到慎用漢儒人才，再到企圖依賴漢儒人才，是有特定歷史原因的。當然也有其政治意圖，即便沒有，起碼也是失策和失察之責。

　　通曉儒家文化的仁宗繼承皇位之后，忽必烈晚期混亂的治理得到緩解。隨著科舉的開啟，大量的儒臣和文人參與治理朝政。隨之開放市場，鼓勵農業，發展手工業、有限度的恢復宋唐傳統，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廟，自此社會面貌發生新的轉變。

　　繼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謂儒學最有造詣。在儒師王約的積極倡導下，在李孟等漢人儒臣輔佐下，推行“漢法”的政治方針。同年，命國子祭酒劉賡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詔襲封孔子53代孫為衍聖公，后來又加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夫人。他多次對臣僚說要開辦學校，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科書，並開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為了治國安邦，確定以儒家的倫理綱常作為統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學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詔實行科舉，規定“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書為先，詞章次之”。科舉考試每3年舉行一次，命題以《四書五經》為主，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別試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滿足了漢族知識分子要求廣開仕途的要求，還規定考試採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從而以程朱理學作為考試取士標准，確立了理學思想的統治，這對后世的科舉用人制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