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紅畫兵到《毛主席去安源》

　　到1967年春末，中央工藝美院的文革運動中的兩大派東方紅、井岡山基本形成，但與外面比起來，應該說派性斗爭不是太激烈。有的同學忙於搞調查，搞大批判，有的也忙於“派”的活動，也有觀望者。我雖然也算井岡山的一員，但對“派”斗沒有興趣。大約是五月初，與印刷系幾個同學閑聊，議論到北京街頭幾個路口的大宣傳牌上張貼的派性大標語太沒意思。當時有句話叫“佔領陣地”，我提出： “我們應該去佔領這塊陣地，把這些大宣傳牌畫上宣傳畫，把派性標語擠出去”。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好主意。但那麼大的宣傳牌，如何“佔領”是個問題。大家認真起來，七嘴巴舌一通討論，最后統一意見：在學校把畫畫好，再到現場拼接起來。說干就干！印刷系幾個同學幫我在印刷系二樓大教室地上鋪滿白紙，找到一幅木刻主席頭像，仔細按紙張數畫格，由我執筆，用木炭放大到每張白紙上，印刷系的同學幫著填墨。從下午開始，到晚上9、10點鐘終於完成。同學們又搭起幾層桌子，爬上去看效果，因實在太大，也沒看出究竟。同學們熱情極高，提議馬上去張貼。把畫好的紙編號按順序卷好，找來三輪車和學院的大竹梯，又找到一個半新的垃圾箱，裝滿糨糊，帶著掃帚，一行10多人連夜奔西單路口而去。

　　到了現場，把六、七米高的竹梯架在宣傳牌上還到不了頂，同學爬上去試了一下，手舉掃帚剛剛可以到頂，經現場一番討論后開始張貼。我記得是彭濤爭取到第一個上梯的“美差”，一手舉著沾滿糨糊的掃帚，一手扶梯，爬到梯頂，梯子忽忽悠悠直晃，人身幾乎完全貼在牌子上，像雜技演員一樣，非常困難地舉起掃帚刷糨糊，幾個來回，人頭、臉、身上都是糨糊，完全成了一個糨糊人。從牌頂往下刷好一條糨糊后，再按編號一張紙一張紙往上貼。貼紙也不容易，每貼一張要爬一次高梯，還得貼正拼好，很不容易，大家爭先恐后地爭取這最困難的工作。我記得胡欣榮、彭濤、張大成、張志軍等成了爬梯刷糨糊、貼紙的主力（現在記不清這幅畫共用了多少張紙），一遍一遍地爬上爬下，一張一張的貼上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8點鐘，一個巨幅毛主席“木刻頭像”完成了！正是上班時間，牌子下面圍著黑壓壓一片驚愕的人群，一片驚嘆聲。整整貼了一個晚上，20個小時左右沒有休息，沒有一個人叫苦叫累，沒有一個人喊渴喊餓，當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得到群眾的贊許和夸獎，心中只是充滿喜悅和自豪。這就是中央工藝美院大畫的開始。

　　之后大家熱情更高，不斷總結經驗，印刷系的老師建議用印刷用的滾筒紙，刷糨糊用高竹竿接好的氈輥……。印刷系同學把北京幾個主要路口大宣傳牌的尺寸（高約6—10米，寬約15—20多米）測准掌握在手中，效率越來越高。完成創作、繪制任務的主要有我、王暉、趙大服等。 教師李永平也參與其中，他不起稿，直接拿著毛筆，鏤空寫出大片整齊、規范、漂亮的色底兒白色美術字，那功夫令人叫絕。印刷系同學是貼畫主力，各系也有很多同學去貼過大畫。這就是當時中央工藝美院井岡山紅畫兵的狀況——沒有綱領，沒有宣言，除一些骨干，也沒有固定、准確的組織人員，完全憑一群人的自覺和熱情。一張一張大畫陸續張貼出去，一時間工藝美院的大畫成了北京街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學院組織同學下鄉支援麥收。到京郊的當天晚上，剛脫了衣服上炕睡覺，學校派人將我和王暉從被窩中叫起，原來工藝美院的大畫引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注意。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要來中國訪問，中央要求在他到來之前整理一下北京市容，市革委決定：由中央工藝美院紅畫兵，將從機場到釣魚台一路的主要路口，十一塊大宣傳牌都畫上大畫。還要求將畫稿送上級審查批准，隻有幾天時間，任務之重令人瞠目。容不得推辭，容不得討價還價，靠我們紅畫兵原來幾個人無論如何也完不成任務。平時有幾個同學很羨慕我們畫畫，簡單商量一下，決定把孫為平、蔣成阡等人也請來。然后找到他們穿好衣服，打起行李，連夜返回學院，開始緊張的構思、構圖……，十一幅畫稿送審，批准，都是在高速的運轉。當畫稿通過后隻有三天時間繪制正稿。作了分工后，大家全力以赴。這三天，不少同學沒有去食堂吃飯，買回饅頭，就著咸菜，彎著腰（大畫全是鋪在地面上），邊吃邊畫。渴了，嘴對著自來水龍頭喝一氣……。這三天三夜，我一點覺沒睡，連坐一會兒的時間也沒有，完全顧不上休息，也顧不得累。當最后一幅畫即將完成時，心中一喜，緊繃的神經一下鬆弛下來，不由得身子一歪，倒在畫上睡了過去。隻剩下我睡覺的這一塊沒涂顏色了，同學們叫不醒我，搖也搖不醒，最后捏住我的鼻子將我憋醒。貼畫現場也是連軸轉，按要求時間的最后一刻，全部完成任務。那時我們都年輕！有精力、有熱情、有理想、也有干勁！

　　不多久，北大、人大等搞黨史的老師、同學發起舉辦“毛澤東思想光輝照亮了安源工人運動”展覽，到工藝美院邀請四個人參加展覽工作，井岡山辦公室孫國棟同學接待了來人。之后，孫國棟到紅畫兵同我們商量人選——出三個搞設計的，由建筑系王鐵成、王玲、付萬成去。因聽說一個搞油畫創作的要去安源體驗生活，我非常想去，可李永平老師和王暉以我是紅畫兵主力而不同意。孫國棟提出：“得選個硬手，去了別給我們工藝美院‘拉稀’！”商量的結果，決定叫裝潢系趙大服去。分別征得本人同意，三個搞設計的人先去報到。搞創作的人等通知，等了些日子沒有消息，趙大服 回了大連老家。那時沒有電話，想拍電報又不知他家地址，沒辦法找到趙大服 。“安展”又急催搞油畫創作的人去報到，講一兩天就要去安源。我們商量來商量去，這次沒找出合適人選，李永平、王暉隻好同意我去。這是1967年6月底。我去“安展”駐地——革命博物館報到，第二天出發去了安源。分給我是創作油畫《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即后來的《毛主席去安源》。到安源體驗生活、收集素材近一個月。回到北京，參與“安展”創作的人開了一次草圖觀摩會，然后分頭創作。有人回到自己單位畫，我怕回工藝美院有紅畫兵的事干擾，就吃住在革博完成了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完成的時間是1967年9月底，前后整整三個月。之后我又應邀去了江西……。

　　我離開紅畫兵后，王暉等繼續大畫的創作、繪制，越畫越好，越畫影響越大，一直到市革命委員會決定，在大會堂邊的大牌子畫上油畫——《五個裡程碑》，這幅畫是王暉完成的。

　　2006. 3. 13

　　（上文發表於2006.9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出版的《五十情懷》編委會所編《50情懷—記憶中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1956—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