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盾老妪陶俑见证安史之乱

　　引子

　　“崖山之后无中国”。

　　1279年，大宋与蒙元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进行了最后的决战。此次海战，大宋全军覆灭，宰相陆秀夫身背8岁小皇帝投海殉国，10余万军民相继蹈海壮烈殉难。

　　崖山忘宋，中国首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此后700多年间，中国文化再也无法重新登临世界最高峰。

　　也因此，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以致有首流行歌曲《崖山之前，江山一夜》都在吟唱：“赏过汉朝乐府，看过霓裳羽舞，读过宋词几阙，崖山一劫……”

　　崖山之后有没有中国，也许存在讨论空间。

　　但是，复兴两汉、隋唐、两宋铸造的站在世界文化最高峰上的中国，却一直是“崖山之后”中华民族的一个梦。

　　中国梦，复兴梦。

　　我们要复兴的，无疑是“崖山之前”的中国。

　　我们鄙视物化文物、物化收藏，但我们相信“崖山之前”的古典中国文化遗产满写着中国精神，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基石。

　　但是，在毫不讳言地将收藏归类于“艺术品投资”的当下，收藏界炒作的“标志性旗幡”——什么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什么大清乾隆粉彩镂空官窑瓶、什么圆明园“猪头鼠首”，等等，几乎都在“崖山之后”。

　　外国人炒作什么，中国人追逐什么。

　　如此这般，当下的收藏也就沦落为一种游戏：一种金钱游戏，一种资本游戏，一种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下的文化游戏，一种中国新富豪与西方古董商联手互动的洗钱游戏。

　　为温故古典中国，记者在龙年岁末游走于郑州、洛阳，历时月余，于收藏家们的海量藏品中搜罗出几件不怎么值钱的“小收藏”。

　　但是，这几件“小收藏”都能洞见“大历史”。

　　于此，我们企望与热爱收藏的读者一起站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上，重新找回业已失落的关乎收藏的文化大义。

　　持盾老妪 “急应河阳役”的花木兰

　　10年前，张羿正南先生淘了一尊“持盾老妪陶俑”。

　　俑是唐代的，花钱倒也不多，千儿八百。

　　张先生热衷于陶俑收藏，堪称“阅俑”无数。什么镇墓兽、仕女俑、武士俑、胡人俑等，都了然在胸。可是，他就是没见过手持盾牌的老妪俑。

　　生死事大。不脑残，谁会让老太太当保护神？！

　　“老太太弓腰驼背，左手持盾垂于身前，右手握拳护在胸前。拳中有孔，曾经有过兵器。”张先生说，“老太太双脚并拢，一条头巾自前额束到脑后，将头发绾了起来。面庞有点儿凹，把掉过牙的老太太雕得活灵活现。头巾与盾牌上的凹线，残留着朱砂。”

　　“老妪”显然是陪葬陶俑。

　　问题是，遍观中国陶俑史，不见“老妪”担当“武士”！

　　张先生说：“绝对不是当下人臆造的赝品。综合判断，它是一尊唐俑。”

　　如何解读、认知这尊陶俑，一时让张先生犯了难。

　　就这样，“老妪”待在案头，迷迷糊糊地与张先生走过了八九年“互不相识”的日子。

　　直到杜甫的《石壕吏》忽然钻入他的脑门——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不就是诗中的‘老妪’嘛！”张先生顿然醒悟。

　　759年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60万大军围堵安庆绪于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与河北临漳交界处)。但是，由于指挥不能统一，反被史思明的援兵给打了个落花流水。

　　为补充兵源，大唐王朝只得在洛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充军。此时，杜甫也路过这儿，于是写了《三吏》、《三别》。

　　《石壕吏》是《三吏》中的一篇，故事发生在当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陕县境内。

　　后人乃至当下解读《石壕吏》，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痛”，尽是“《石壕吏》形象描绘了差吏趁夜到石壕村捉人征兵，他们连年老力衰的老妇都不肯放过，该诗深刻揭露了官吏的残暴、反映了人民的苦难、鞭挞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云云。

　　其实，通读《三吏》、《三别》可知，杜甫状写的，是一个什么苦难都打不倒的大唐帝国；张扬的，是一种什么苦难都摧不垮的大唐精神。

　　《新安吏》云：“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送行勿泣血，仆射(郭子仪)如父兄。”

　　《垂老别》云：“四郊未宁静， 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 焉用身独完……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犹豫)！”

　　《新婚别》云：“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家国危难之际，都在挺身而出。

　　他们与《石壕吏》中替夫从军的“花木兰”——也就是“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老妪”，都是大唐的英雄儿女！

　　河阳就是现在的孟州，隔黄河与洛阳相望。

　　河阳之战是大唐平定安史之乱诸多战役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河阳之战牵制住了叛军的主力，使其不敢贸然西进，不但保障了京师长安的安全，更为郭子仪“再造大唐”奠定了基础。

　　“再造大唐”也有“老妪”的一份功劳，甚至还有“逾墙走”的“老翁”的一份力量。

　　两位老人，都是为了“国家”。国家国家，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国哪有家？

　　这尊“老妪陶俑”是不是杜甫笔下的“老妪”的陪葬品呢？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是与不是，它都无限逼近了史实。

　　“诸多《中国通史》版本写到安史之乱，都选了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劳作俑作为插图。离题十万八千里，都是哪儿与哪儿呀。”张先生说， “出现这一尴尬，自是出于无奈：找不到妥当的物质遗存作为插图呗。”

　　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转折点上，有杜甫的“史诗”担当证言，却没有妥当的文物担当“物证”。

　　而今，“老妪”终于横空出世。

　　“想找家博物馆，捐出去，与大家分享大唐的苦难与荣光。”张先生说。

　　四星聚尾 安禄山起兵的“集结号”

　　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初一，安禄山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今北京)为东都。

　　肥头大耳的“雄武”尽管乱了天下，到头来还是“熊货”一个：竟然被“猪儿”给宰了。

　　“猪儿”是宦官李猪儿。

　　安禄山死在李猪儿的刀下，但他撕破黑夜的最后“床叫”却是“贼由严庄”。

　　雄武死后更“熊”：儿子安庆绪在他床下挖了个坑，就把老爹推到坑里给埋了。

　　“大燕”是个令人不齿的“伪”东西，安禄山才混到这份儿上，还能指望着什么东西“物证”一下大燕曾在大唐走过一遭吗？

　　但是，前几年，洛阳收藏家朱晓杰意外收到了一通“大燕严希庄墓志”(全称《大燕赠中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严公墓志铭并述》)。墓志上不仅“嵌镶”着“大燕”，而且所涉人、事都与安史之乱密切相连。

　　严庄？严希庄？

　　一个人，还是一家子呢？

　　志文云：“圣武元年二月戊子，有燕御史大夫、冯翊郡王(严庄)爱弟严公终于沧州故也。越二年十月己酉，迁窆于(洛阳)北邙南原……礼也。公讳希庄……烈考讳复……景命不融，遭时偶祸……公天资志气，材力绝伦……顷义旗南辕(指安禄山反唐)，公保家本郡……岂谓丛脞遗孽，慿凌作乱(指大唐平叛)。公乃□其列刃，挺出重围……投兵而呼，君子记其词曰：‘从父之死，孝也；临难不避，勇也。吾兄能报我能死。’遂束身而就禽，享年卅……(大燕)天子闻而悼之，制赠中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哀荣之义备矣……迨帷幄制胜……合祔于此，始终之礼毕矣。公之兄，翊亮(辅佐)帝国……位兼亚相，宠列分茅，感佐命之克成，哀所亲之不见。爰征末学，纪铭泉壤。岂唯……楚国之人，空悲伍尚而已。”

　　伍尚，伍员(伍子胥)之兄，伍奢长子。

　　伍奢、伍尚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出逃吴国，发誓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

　　严希庄，严庄之弟；严复，严庄之父。

　　严复、严希庄是被响应颜真卿策动的景城长史李暐在其故里河北沧州给斩杀的——“暐收严庄宗族，悉诛之”。

　　尽管严庄为安禄山出谋划策，是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之一，但其不能与伍子胥同日而语——

　　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己酉(初五)，严庄迁葬其弟严希庄于洛阳北邙；十月乙丑(二十一)，郭子仪兵取河阳，严庄埋葬其弟16天后归降大唐。

　　据传，《严复墓志》(全称《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并述》)也已在洛阳出土。其云：“天宝中，公(严复)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严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既而太上皇(安禄山)蓄初九潜龙之姿……收揽英儁，而冯翊(严庄)在焉……及(天宝)十四年，义旗南指，奄有东周(洛阳)。鞭笞群凶，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天下匈匈，人心未定。既服又叛，衅结兵连。公遂与少子希庄……俱在本州，相随及难。(圣武)二年春……讣至洛阳，冯翊仰天而呼，勺饮不入。恩深父子，义极君臣，毁家成国，近古未有。皇帝(安庆绪)于是下哀痛之诏，申褒崇之典……”

　　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合谋暗杀安禄山，发生在圣武二年正月。安庆绪继位，兄事严庄，“事无大小，皆取决焉”。如是这般，褒崇一下严家父子不在话下。

　　只是“褒崇”、“毁家成国”，污了文字。

　　《三吏》、《三别》中的百姓，才是“毁家成国”，才理应得到“褒崇”。

　　至于严氏一家，纯粹是“毁家毁国”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