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紅色收藏中的毛澤東影像

徐肖冰 《毛主席在香山》，1949年攝，24英寸，銀鹽紙基，簽名，証書，無限量，華辰影像拍賣成交價11萬元。

翁乃強 《回訪一》1966年攝，44英寸，彩色放大，簽名，証書，限量10+6(兩個尺寸)，華辰影像拍賣成交價30萬元。

在中國藝術品收藏領域，紅色收藏作為一門特殊的、最具中國特色的收藏門類，是經久不衰的話題和熱點。它承載著中國共產黨及共和國悠長歷程的回溯與傳承，還包含著一代中國人對往昔偶像形象與個人歲月烙印的緬懷與祭奠，匯集著歷史價值與集體情懷的交融。

紅色影像作為紅色收藏重要分支，自影像收藏發端以來一直有著很好的表現，並成為影像收藏的重要脈絡之一。預計在2013年，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紅色影像收藏將有所表現，借此，我們對其收藏脈絡和價格體系做一探究。

據不完全統計，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就有紅色攝影的記錄，聶榮臻、葉劍英、蘇靜、童小鵬等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紅色攝影家，紅色攝影在抗日戰爭期間得到了大的發展，有上千名攝影工作者在十多年的解放區攝影歷程中，拍攝下了數以十萬計的紀實照片，僅《解放軍畫報》的資料室就保存有近十萬張的原始底片。

建國之后至“文革”結束，毛澤東成為攝影最重要的拍攝對象。而以這些圖片為藍本的藝術創作，波及油畫、版畫、宣傳畫、雕塑，甚至戲曲、舞蹈、話劇等幾乎所有藝術門類，成就了紅色中國第一代攝影師及經典作品，在新中國的藝術史、美術史和攝影史佔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時，毛澤東影像作為視覺文本傳播的載體，還凝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所有最先進、最獨特的攝影技術技法和后期制作工藝，而成為國內外藏家的寵兒。

鑒於收藏市場紅色影像繁多，可以粗略地分為原版老照片(包括長卷大合影)、紅色經典紀實性影像藝術品以及影像制作工藝等幾個方面，探討其收藏的價值。

原版老照片

原版照片(vintage print)是近年來出現在國際攝影收藏領域的品種，意指拍攝后很短的時間裡洗印出來的攝影作品，有“古董文物”的收藏屬性。

毛澤東影像的原版老照片從時間上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其一是1949年共和國建立之前的歷史影像，其二是建國后至毛主席逝世。其中第一階段又可細分為1921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至1937年的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影像，1937至1945年抗日戰爭階段和1945-1949年解放區攝影影像。

第一階段的影像由於當時殘酷的戰爭和政治環境，大多都是由個人攝影愛好者或照相館所拍攝，目前多留下了影像，而少有原版照片或底片，即使存在也藏於各大博物館和檔案館，在市場中極為稀見。因此，目前收藏市場中出現的早期毛澤東原版照主要集中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時間段，主要來自延安地區。

隨著抗日根據地的發展與壯大，中共開始初步建立起攝影隊伍，但殘酷的戰爭環境依然讓根據地的攝影工作舉步維艱，特別是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施封鎖政策后，攝影器材和材料愈發匱乏，以延安電影團為例，當時僅有五台相機，《中國攝影史：1937-1949》一書中說，“一台是四英寸皮老虎，一台是120雙鏡頭相機，另一台是用35毫米片的小型機。因為相機少，不夠用，就經常借用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的萊卡相機和滕代遠的相機。所用膠片一部分是1938年帶到延安的過期電影膠片，一部分來自前方的繳獲。”

因遺留下來實物的稀缺加之一系列的政治歷史變故，使得這一時期原版照片十分罕見，是收藏市場的珍品。例如，一組13幅包括拍攝於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合影和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的中共早期歷史照片曾在2011年華辰影像秋拍中拍出24萬元的高價。

據紅色攝影史專家顧棣新近出版的《中國紅色攝影史錄》介紹，抗戰期間除延安外，還有晉察冀地區、晉綏地區、晉冀魯豫地區、山東地區、冀熱遼地區、蘇皖地區(新四軍)、東北地區和華南地區﹔解放戰爭期間有西北軍區和一野﹔晉察魯冀軍區、中原軍區、二野和西南軍區﹔山東軍區、華東軍區和三野﹔東北軍區和四野﹔晉察冀、華北軍區和華北野戰軍等都擁有紅色攝影。目前出現在華辰影像拍賣的原版照片，有延安地區、晉察冀地區、二野、四野、晉察魯冀陳賡部隊和秦基偉部隊的史料，其中由衛福順等晉察魯冀攝影師拍攝的463張原版照片在華辰影像2012年春拍中以42萬元的高價成交。

對那些無從找尋到原始底片的影像，原版照片不僅具有“古董文物”的價值，還可以利用數碼高科技手段，從原版照片制作出高品質的展覽出版照片，挖掘影像的史料和藝術價值。

第二階段是建國后至毛主席逝世(1949-1976)這28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逐漸建立起以新華社為代表的官方新聞攝影機構，拍攝和制作了大量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的影像。由於當時主管攝影領導人的重視和規范的運作，這個階段的原版底片都由中國照片檔案館(新華社)留存，而市場上所見的影像多為新華社及其旗下中國圖片社採用復制底片洗印制作的照片。因此，如果出現由原版底片制作出的原版照片，則為收藏領域緊缺的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藏品當屬2007年華辰影像拍賣以72萬元的天價成交的“毛澤東正面標准像”。據新華社原暗房技師陳石林介紹，這張表面布有田子格的10英寸照片，是鄭景康拍攝、陳石林修版的，當年提供給天安門管理處作為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的母本。它至今仍保持著毛澤東影像的最高價格，並將作為此類影像的價格參考而長期保留。

收藏毛澤東主席的原版照片，需要注意照片制作的時間。一般以“文革”開始為界，“文革”前出版發行的原版照片，數量較少，現身收藏市場的也不多，比較珍貴，價格較高，大約每張在數百元至數千元之間。而“文革”期間發行的照片，品種多，數量大，有些照片的發行量可多達百萬張以上，即使同一影像內容，可能因不同尺寸、材質和品相，價格相差很大，從幾元錢到幾千元不等。

收藏中還要注意區分櫥窗展覽照片、大型展覽照片和新聞發稿照片。其中以櫥窗展覽照片發行量最大，尺寸為6英寸至10英寸，少量12英寸，價格不高，應整套收藏為宜。而大型展覽照片的制作量很小，常常採用國外優質材質制作，有的甚至隻有一張，價格較高。新聞照片的尺寸從4英寸至8英寸不等，數量每底為數百張的制作量，這些照片至今多保存在各新聞出版單位的資料庫中，僅有少部分流入市場，價格較低。

近幾年，外國媒體在完成了影像的數碼化后，陸續將檔案中的原版新聞照片投放到收藏市場，其中不乏中國內容，價格不高，而且影像內容都很有價值，很多出自外國攝影名家之手，有很高的投資收藏潛力。

此外，收藏還可以關注一些具有特殊歷史背景的原版照片，如江青拍攝的毛澤東，因江青在中國攝影文化的發展進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歷史地位，這些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藝術和文化價值。

長卷大合影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原版照片中，長卷大合影作為世界攝影史上少見的、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攝影形態，很早就得到了國內外藏家的關注。

長卷大合影是指重大活動時，為與會代表拍攝的紀念照。目前出現在收藏市場上最長的一張，是華辰影像2010年拍品、由北京大北照相館所拍攝“1964年第九次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合影”，數千位被攝者密密麻麻地出現在326厘米長的相紙上。

位於天安門邊上的北京大北照相館自1954年開始，承擔起中南海懷仁堂和人民大會堂大合影的拍攝任務，幾乎記錄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重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事件。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掌舵者，是長卷大合影中最常出現的核心人物，這些合影不僅是重要歷史時刻的影像記錄，是共和國歷史變遷中時代風潮的最佳佐証，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珍貴歷史影像，還是照片中眾多被攝者政治地位和榮耀的象征。

紅色大合影的價值往往與照片記錄的事件、時間及人物的重要性有關，其中拍攝於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體合影”在2011年華辰影像秋拍中拍出了近14萬元的價格，是目前紅色長卷大合影的最高價。此外，反映中國重大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大合影在市場上也都有很好的表現，如記錄著“四人幫”登上權力頂峰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合影、記錄著建國十五周年輝煌的“舞蹈史詩東方紅全體演職人員大合影”，記錄了“文革”劫后余生的文人雅士大聚合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大合影”等，此類藏品經過學術的梳理和市場的檢驗，已成為中國影像收藏市場中獨特的藏品。

紅色經典紀實性影像藝術品

作為紅色年代的親歷者和見証者，以徐肖冰、侯波、孟昭瑞為代表的紅色攝影師，記錄了共和國的崛起、發展和變革，這些影像不僅作為影像資料存檔，成為中國的攝影經典，同時也構建了中國早期紅色紀實性攝影作品特殊的視覺敘事形式、美學風格和藝術價值，支撐起了攝影收藏市場紀實性影像藝術品板塊。

有些機構和藝術家誤以為將有史料價值的影像，用當下時髦的博物館收藏級標准制作出照片，讓攝影師簽名、限量后，就是攝影藏品，就可以進入收藏領域。紐約國際攝影中心克裡斯多夫·菲利普指出，“紀實性的影像藝術品是指用紀實性手法拍攝的藝術攝影作品”。這表明“藝術攝影作品”與“存檔的有史料價值的照片”是兩個不同層面的產品。

上世紀50年代曾擔任中南海攝影師的侯波拍攝的領袖肖像較好地詮釋了何為影像藝術品。一方面，攝影師拍攝毛澤東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現場照片，如曾在華辰影像上拍的《開國大典》、《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嚴謹、重大，富有強烈的形式感，奠定和構成了新中國領袖肖像所特有的視覺形式和傳統，極具中國攝影美術的傳統和意義”﹔另一方面，她也用鏡頭記錄了毛澤東生活的種種片段，如《毛澤東暢游長江》、《毛主席與家人在北戴河》，這些溫情的平易近人的具有人性化的影像，正是從延安時代流傳下來的去圖式化、去政治化的黨和領袖形象的重要佐証。因此，侯波的領袖照片，作為攝影史上無法繞過的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影像，成為影像收藏中成交率最為穩定的“藍籌股”之一。

遺憾的是，由於攝影收藏是近年才出現在國內的收藏門類，很多中共的第一代攝影家，如陳正青、鄭景康、孟慶彪、袁克忠等，留下了很多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影像，卻少有可供收藏的原作(原版照片)。也有一些攝影家因種種原因，沒有進入收藏市場，如石少華、高帆等。

實際上，影像的收藏分為史料、原作(原版照片)和影像藝術品三個不同層面，反映在市場價格上則不盡相同。影像的史料價格大約為百元數量級、原作(原版照片)的價格在千元數量級，而影像藝術品的價格在萬元數量級。

因此，收藏紅色經典影像藝術品，需要十分注意是否為原作(有無藝術家的簽名)，是否從原始底片制作，是否為原版照片，有無限量和總版數(幾種尺寸)，制作工藝以及藝術家在收藏市場的口碑和信譽。目前紅色經典中王世龍和魏德忠的“人民公社”題材，蔣鐸的《見証》、翁乃強的《回放》等作品，都有較好的收藏價值和投資潛力。

紅色經典的工藝技術

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和宣傳需求，紅色經典照片的拍攝和制作在特殊年代成為了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採用最知名的攝影師，使用最好的攝影器材，在最好的條件下拍攝，如“文革”期間樣板戲劇照的拍攝，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文革”期間，也是毛澤東影像制作和傳播的特殊階段，其影像制作的數量、復制頻率和傳播范圍都達到了空前絕后的程度，由新華社和各地方圖片社在全國制作公開發行的毛澤東新聞展覽照片，一個內容就可以多達上百萬，這是世界視覺傳播史上絕無僅有的案例。另一方面，為了確保標准化和高度政治化的影像得以高品質完成，這些照片在洗印、復制、修版、上色、染色等工藝上，凝聚了共和國攝影人的心血和聰明才智，代表著一個時代攝影技術技法的最高水平。

目前所見“文革”時期制作的毛澤東影像主要收錄於1967年出版的《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大型展覽畫冊和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主席照片選集》，共計200余幅。雖然這些影像大多出自於黨的第一代攝影名家之手，但多不以原作的形式出現，可能不反映攝影家原創的意圖。因此，該階段毛澤東照片最重要的收藏價值在其所具有的“新中國攝影發展史上的技術技法”的承載物，以及稀缺性上。

對照片制作工藝和材質的識別區分，成為了收藏這一時期作品的重點與難點，同一畫面的照片根據不同的發行目的、大小規格、物材和制作工藝，價格可相差百倍。

“文革”時期最常見的毛澤東展覽照片，大致可以分為展覽照片、新聞發稿照片和以特殊技法制作的照片三類。發行到不同地區和單位的常常是不同規格、形式和紙張(材質)制作的，以《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的展覽照片為例，就有三種不同的尺寸，是送往各個軍區的存檔材料，數量最為稀少，每個軍區僅能獲得15套左右。這些照片大多使用當時最為難得的Agfa進口相紙制作，單張照片的成本往往相當於當時一個高級技師數月工資，而為了保持制作影像的品質往往需要反復洗印以求達到較佳效果，一套60幅照片的造價是一個令人咋舌的數字。

彩色轉印工藝制作的大尺寸毛澤東照片則是“文革”時期最杰出的特殊攝影技法的代表。由於當時彩色照片的制作工藝和技術尚未在中國大陸普及，為了使用黑白的底片制作成具有“紅光亮”效果的彩色照片，採用了復雜的彩色染印法(dye transfer)。據當年參加了該項目的新華社老技師王毅回憶：“這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工藝，首先需要有經驗的技師目測黑白照片，並通過反復試驗，制作出三張與紅綠藍三主色相對應的中間片(俗稱浮雕片)，然后用中間片吸附青、品紅和黃三補色，再手工將補色染料依次印制到相紙上，有些照片是經過成千上萬次的試制，才達到了‘亂真’的程度。”這種工藝由於制作極為復雜，成品照片的印制數量很少，隨著彩色底片的流行和使用，這種洗印工藝也隨之消亡了，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實物比較罕見，是中國彩色攝影收藏脈絡中珍貴的實物，華辰影像2012秋拍中，18幅毛澤東主席的染印法彩色照片就以16萬元的價格被收藏。

因此，紅色經典的原版照片，無論是黑白紙基、彩色染印、還是涂塑相紙，即使沒有藝術家的簽名，以其作為承載著一個時代中國攝影學科技術技法最高水平的實物，都成就為中國攝影收藏的珍品。（余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