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鉴才自序——中国画，我所经历与思索【5】

题材和主题是画家们创作中的日常话题，而古代的中国画家则难得说起。当然题材总是有的，主题也总是存在的，只是不消说或者不易说而已。我一直爱好读点古诗词，长期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类大白话的妙处捉摸不清，历来评诗者都同声称好，但终究还是“好在没法说”，这大概就是中国文艺的共同特征。后来我偶然把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李易安的“应是绿肥红瘦”、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联系起来，发现他们表现的原是同一个主题：“流光容易把人抛”！池塘、春草、海棠、樱桃、芭蕉都是目之所击信手拈来的，可以是它们，也应该可以是别的什么。可见意有所欲达，则眼前万物揽而被之，无不如意也。我从这里仿佛悟到中国文人写意画观察和表现方法上的基本特征：不是触景生情，而是移情及物；我是主动方，物是被动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雅文化为主流的文化，而文化精英及其成果又无疑是雅文化中的标志或典范。特别是隋唐开设科举以后，千馀年间，造就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庞大文人阶层，他们中一小部分金榜题名踏进仕途，更多落第者则依然过着平民的生活。但无论身份地位何等悬殊，由于接受过同样文化经典的长期教育熏陶，构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和谐关系，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社会责任和文化理想。中国画（尤其是中国文人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阶层参与或引导下，肩负着这样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理想建立起来的。因为她不同于西方贵族艺术的性质，所以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绵延传承，终究没有消亡。

从清末废除科举以后，传统的中国文人阶层至今消失殆尽。传统的中国画还能一如既往地绵延下去吗？面对历史和现实，我曾感觉迷茫。这时我又想起被某些学者称为“中国文人画最后一位大师”的潘天寿先生。为什么说是“最后一位”？是潘先生最后受过科举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吗？不对。潘天寿先生基本上是新文化的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他的绘画作品和理念，又确实浸渍着深厚的中国文人画传统。我于是记起潘先生向我提到他曾使用过的“懒头陀”、“懒道人”、“懒禿”等别号时说的话：“我的旧学功底不好，所以那些年就得抓紧时间补课。其实我并不懒，只是画画少了。”他这里讲的“旧学”，就是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些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想来潘先生不会全读，也实在不可能全读，他曾坦言“诗经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潘先生曾提出“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的主张，决不是一时戏言，而是由衷的感受。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心的中国画家，须得在传统文化方面下些必要的功夫；在阅读文化典籍中，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词句，而在精神。对于新时期中国画家们来说，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既然如此，又凭什么断定潘天寿先生就是“最后一位”呢？我们可以低估自己的能力，但没有理由低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