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突然兴起了书法热潮,而我因为有国内首届书法专业本科毕业的身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投放在绘画上的精力相对减少,有时书法界的好友偶然见到我作画,还会开几句“和尚想吃道士饭” 之类的玩笑。但我并没有放下画笔,只是把人物画放弃了,山水画则偶而为之,主要精力集中在花鸟画上。在与坤峰的交往中,我发现他的画风已从多方向探索中逐渐压缩,开始了自身的优势整合,这是一个画家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我对前路却茫无适从。
于是我经历了近20年艰难的思索和寻觅。
我回忆起1962年吴茀之先生画室中的一个场景:潘天寿先生一边站着观赏吴昌硕的画作,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可望而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及呵。”我请潘先生为我解析,他就指着画中的一片荷叶对我说:“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这墨色还像刚画上去似的,好像还继续在化开来。”我当时深信不疑。现在细想起来,这只是他唯一能与一个附中学生说得明白的地方,而不是他“可望不可及”的主要内容。吴昌硕喜用羊毫,而且我听诸乐三先生说,曾亲见吴昌硕把蘸饱的墨吮蓄在口中,由于唾液的作用,所以画出的墨色格外丰富。潘先生曾师从吴昌硕,知道吴昌硕喜好羊毫,而且诸乐三先生举此轶闻,潘先生也在场。而潘先生为什么反其道而用之,不用柔性羊毫,而喜用最强硬的石獾笔呢?
1990年在浦江县举行的一次吴茀之艺术研讨会上,吴战垒兄提出“吴茀之是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艺术家”的观点。我表示强烈赞同。因为战垒的观点,一下廓清了我以往多次侍吴先生作画过程中一直无法释怀的疑惑:吴先生“大胆落笔”的良好开局有时为什么会在“细心收拾”的过程中产生不理想的结局?结论应该是吴先生双重身份冲突的结果:他以诗人勃发的情感进入创作,而以教育家的理智收拾作品。二者各有所长,却终不可兼得。我的这番即兴感言,也立即得到了战垒兄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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