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尚也侵华：日本僧人破坏遗迹掠夺大量古籍【2】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大谷出资买下位于旅顺太阳沟的这处居所。两个月后，根据他的指示，信徒们将“含秀居”所藏的一批汉籍约20000册，装成250多箱，由神户登船运抵旅顺，被送进大谷的新居里。之后，他还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于上海、青岛、台湾等地，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各种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等政治活动，同时也没有停止他继续收集掠夺汉籍的工作。

　　1925年11月，从满铁公司得到一笔巨额资助的大谷，作为回报，将这批汉籍中的一部分寄存于满铁图书馆，用于充实馆藏。1930年，大谷光瑞干脆将这批汉籍捐赠给图书馆。与此同时，满铁图书馆也开始在大谷的指导下大量收藏汉籍，并拨出特殊经费支持这项活动。

　　大谷光瑞捐赠给满铁图书馆的这批藏书，共有汉籍5000余册，西文图书约300册。其中还包括日本刻本170余种，日文和汉文抄本25种。从目录学角度来说，它们几乎涉及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各部类。在180余种明清小说中，有数十种国内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阴阳梦》、清初刻本《后水浒传》等，已被公认为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还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达200余种。在300册西文图书中，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著作。

　　当时，大谷可能以为大连会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所以才放心大胆地将这些稀世珍宝回流到大连。可人算不如天算，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大连结束了被殖民的屈辱，收藏在满铁图书馆的这5000多册珍贵汉籍，自然也重新回归祖国。

　　至于大谷光瑞，也在日本战败后不久患上膀胱癌，暂居在旅顺的大和旅馆内达两年之久。直到1947年，经国务院特批，大谷才被允许搭乘轮船回到日本，并于次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