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海寺壁画艺术的源流和成就

一

从可以征信的我国古代文籍记载来看，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的时候，在我国南北各地的殿阁庙堂的墙壁上，附丽绘画，已经形成风气。那些“明堂”、“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中的壁画，所表现的内容——山川、风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人物肖像，具有了鲜明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意图。当时的诗人屈原、教育家孔子都曾经在这些气派宏伟的画壁前面流连赞叹过，可见距今二千多年以前，我国壁画艺术水平已经相当高了。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壁画艺术绝不是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应该肯定，壁画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超过了初萌的状貌，到了抽枝发芽欣欣向荣的青春期了。

根据《楚辞·天问》和《孔子家语》中简短扼要的描述看，那些作品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同时在艺术上为我国绘画，特别是人物画日后的发展，创立了良好的基础。秦、汉以后，宫廷殿阁上描绘功臣烈士，形成传统的风气，为我国肖像画创造了发展的条件。特别是汉代以后，随着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的进步，厚葬风俗的风行，壁画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展，宫殿、郡府、宅第以至坟墓明堂几乎无处不画，从内容到形式，已呈现出民族的气派。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中，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在逐步成熟与糜烂的过程当中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各方面的面貌。见于文献的作品，如《天地太一诸鬼神》、《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七十二弟子》、《二十八将》，这些实物均已湮失，姑且不谈。即以今日出土可见的辽阳、营城子、望都、梁山、托克托各地的汉代墓画与山东、河南、四川诸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来看，其气魄的雄伟，内容的丰富，情思的巧妙，是异常动人的。在那些车骑、渔猎、舞乐、战斗、耕作、庖厨等各种现实生活的画面前，使我们逼真地走进历史的境界中，更深切地形象化地理解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思想意识的面貌，至于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可以说都达到了纯熟的程度，作品中已具备了现实主义的浓郁的艺术魅力。

在已经成熟了的民族壁画基础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创造性地迎接、吸收并融化了来自印度、大月氏、西域诸地的宗教美术，打开了中国壁画艺术新的篇页，为我国绘画的多样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后汉明帝刘庄的推动下，佛教及其造形艺术于公元67年顷，在中国黄河流域洛阳白马寺撒下了第一颗种子，很快就获得了滋蔓成长的条件。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中，佛教在中国风行传播，上下崇信。全国的重要城市，如洛阳、平城、金陵、扬州、武昌各地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宏丽的寺院，仅豫西伊、洛一带就有千余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也于公元366年开始营建。这些宗教建筑，给壁画的继续发展，创造了客观的物质条件。约于公元6世纪顷，外来的“凹凸画法”曾一度在西北和江南各地流行。从此，本土画风与域外画风逐渐融合，宗教化的题材与礼俗化的题材齐头并进，形成壁画史上丰富多彩的新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有许多著名的士大夫画家也都怀着兴奋和荣幸的心情，身人寺院和民间艺人们一起进行壁画创作，像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瓦棺寺的壁画，群众为了欣赏他画的“维摩诘”，一会儿工夫，乐捐百万钱，可见当时壁画艺术的群众基础是如何广阔。南北朝时，永嘉、江陵、会稽、吴郡、昆山、润州、江宁、江都、邺中、长安各地的寺院中，都有名家壁画之作。仅以《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世说新语》、《太平广记》诸书部分的记载看，这些寺院中的壁画有一部分就出自著名艺术家顾恺之、史道硕、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和刘杀鬼、王奴儿、刘乌贼(后三人可能是民间画工)的手笔；宗炳、张僧繇还在壁上画过山水、鹰鹞，为壁画题材的多样化、世俗化、抒情化开拓了新的天地，为中国山水画、花鸟画进一步的成长作了创造性的尝试，也为唐代山水、花鸟题材的壁画及屏障画作了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