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走出来的自然博物馆
▲1961年,古生物陈列室里的棘鼻青岛龙骨架。高宏/摄
1958年,中央自然博物馆外观。
李晞/摄
195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1版
1962年3月1日,《北京日报》1版
▲1984年,宣武区青少年科协和北京自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小学生生物知识智力竞赛。图为小学生在回答问题。李晞/摄
▲1961年6月28日,《北京日报》2版
▲1965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
▲1980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1982年11月4日,《北京日报》2版
▲1980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组技术室的工作人员加紧修复标本,供大家参观。司马小萌/摄
▲1998年3月27日,《北京日报》5版
▲“赫氏近鸟龙”全身羽毛颜色完整复原模拟图。方非/摄
▲1995年,《恐龙世界》展推出运用声、光、电控制的大型恐龙群,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李凡/摄
▲1996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5版
暑假逛逛北京自然博物馆对孩子来说是件乐事。这座60多年前从故宫走出来的博物馆,用珍贵的生物标本、自然展览、科普课堂增强了青少年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开拓了公众了解自然和历史的视野。
1
在向科学进军号角声中兴建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首先整顿的就是当时勉强维持的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随后,筹建一批新博物馆的决议被提上日程。
1951年3月,经中央宣传部文教委员会批准,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了“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次月,“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的文华殿、传心殿和清史馆,由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担任主任。与此同时,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发文向全国征集标本和展品,并从各地抽调业务与行政人才。
如此大手笔的行动,是为了建立一座“中央自然博物馆”,填补全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使公众有一个自然科普基地和科研基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北京天文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相继筹建和诞生。
1954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首个展览《全国矿产资源展》便是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中央自然博物馆在天桥动工兴建。这个中央三层两翼两层的大楼东邻天坛,西对天桥剧场,共8000多平方米,内设14个陈列室和保管室、美工室、讲演厅等。(195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1版,《中央自然博物馆在天桥兴建》)
1959年1月,中央自然博物馆对外开放,历史学家郭沫若题写馆名。为庆祝此事,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特种邮票1套2枚和首日封1枚。原先的工作人员和存放在故宫的展品也全部迁了过来。
3年后,这座备受重视的博物馆正式命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由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任馆长,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此时,博物馆已陆续开辟了古生物、动物、植物、植被4个陈列室,全部展陈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陈列标本共5000多种。(1962年3月1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式建馆》)
199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被评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2008年又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
青少年学习生物的第二课堂
上世纪60年代,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就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那些古老的化石像支奇妙的画笔,给参观者绘出一幅生命发展的历史长卷。(1961年6月28日《北京日报》2版,《漫游在五万年前的世界上——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陈列室参观记》)
北京市许多学校把这里当作生物教学的第二课堂,馆方也积极配合各学校生物课程的直观教学。据1965年7月15日本报报道,两个月时间里,该馆先后接待了140所中学35000多人次的学生。
在科学的热潮中,本报也成为了自然博物馆的科普阵地。读者马小辰写信询问:“报上刊登过不少发现古代生物化石的报道。这当然是很有趣味的事。不过,我不明白,研究这些东西,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此,北京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组以近千字的篇幅在本报刊文作了详细回复,其中提到:“研究恐龙和其他生物化石,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意义……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着不同的生物,通过生物死后变成的化石可以了解古代的地理、气候等自然面貌,成为沧海桑田的见证人。研究化石,还可以证明,生物是进化来的,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例证……”(1965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研究恐龙有什么用?》)
那个年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大众普及程度远不如今天,但对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博物馆总是认真作答。这类科普文章也长期占据着本报的重要版面。
3
1980年12月,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涌进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只为一睹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5具古尸。
在“古尸展览”大厅正中,玻璃棺里陈列着两具仰面朝天的古尸。这两具古尸形貌清晰可辨,体肤完整,须发如初。据考证,这两具古尸是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凌江将军”和他的妻子。(1980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看新疆古尸展览》)
自然博物馆展出古尸,当然不是为了猎奇。对古尸的研究和解剖,对于人的发展学、各族人民共居的历史、考古及尸体保藏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这些科学知识及意义需要向公众普及:“干尸即木乃伊,主要是由于干热和空气流通的环境或高度密封棺,使之缺氧形成的,其特征是周身皮肉干枯贴骨,肚腹低陷,这次展出的5具古尸便属这一类……”
1982年10月,自然博物馆又推出古尸展览“重头戏”——首次发现的九百年前的契丹人!与上一次的5具古尸不同,这具在内蒙古出土的契丹女尸给科学家带来许多新的重大发现:头戴鎏金面具;全身穿着完整的铜丝网络;完整的女式发型……(1982年11月4日《北京日报》2版,《“她”是九百年前的契丹人》)
事实上,辽代契丹族的出土物公开展出在我国是第一次,而这个第一次便给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此外,还有许多当时在国内独一无二的展览陆续设在这里,可见自然博物馆的地位之重,观众号召力之强。
4
“让观众在每个展厅笑一次”
1985年,首都博物馆系统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联席会议。北京地区数十个博物馆的馆长齐聚一堂,共商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计。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向群众普及历史、科学和文化知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责任。(1985年2月6日《北京日报》1版,《加强联合协作 开拓博物馆事业新领域》)
不曾想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北京自然博物馆却一度遇冷。1994年前来参观的观众只有33万人次,年参观人数跌入低谷。当然,其它博物馆的日子也不好过。
北京人突然不喜欢“赛先生”了?其实背后有多种原因,比如经费不足、科研人才留不住、展览陈旧等。
但自然博物馆是北京最早走出困境的博物馆之一。1995年中央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守好自然科学教育这块阵地,缺钱缺地儿的自然博物馆在“软件”上下了功夫。临时展览三个月一换;“乏味的讲解是误人子弟”,副馆长给讲解员立了规定:要让观众在每个展厅笑一次……第二年,自然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升至46万人次,1996年超过了50万人次。(1998年3月27日《北京日报》5版,《自然博物馆何以天天观者如潮》)
5
发现最古老的有胎盘哺乳动物
不只是下大力气做好自然科学科普,自然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也成绩斐然。
近年来,自然博物馆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30多个,获得过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出版过许多有代表性的科研专著。最突出的科研成果是发现了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有胎盘真兽类哺乳动物“中华侏罗兽”化石;首次恢复带羽毛恐龙、1.6亿年前的“赫氏近鸟龙”的全身羽毛颜色……这些成果均发表在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科学》上。
2013年至2017年间,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领域发现了9个新物种,形成了几种中生代带羽毛恐龙的羽毛颜色研究成果。其中,对小盗龙羽毛的结构色研究成果,将羽毛的结构色化石记录前推了8000万年。
6
场地有限众多珍贵标本展陈难
近些年来,北京自然博物馆内再现人山人海的盛况,但有限的展厅面积仍然严重制约着展陈的内容与展览的效果。(1996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5版,《北京人喜欢上了赛先生》)
2008年7月1日,北京自然博物馆响应政府号召对社会免费开放。为尽可能保证参观的舒适度,该馆于2016年实行先预约后参观的限流措施。
截至目前,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藏标本共31万件。据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当中有许多件古生物、生物类标本在国内、国际上堪称绝品。除“中华侏罗兽”和“赫氏近鸟龙”外,还有世界闻名、写入小学语文教材的“黄河剑齿象”骨架化石;中国特有、体长26米的巨型蜥脚类恐龙“井研马门溪龙”化石;中国唯一保存的恐龙木乃伊化石等。
馆内还收藏着世界各国友人赠送的部分生物类礼品标本,如越南胡志明主席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亚洲象标本、朱德同志转送的鳄鱼标本等。比较珍贵的还有新西兰坎特伯雷国家博物馆赠送给我国的恐鸟骨骼标本,这种巨鸟已于1885年灭绝,它是至今保存在我国的唯一恐鸟标本。
“遗憾的是由于场地面积有限,馆藏标本的展出率并不高,有很多珍贵的标本只能‘待字闺中’。”该负责人介绍,每年入馆的标本数量还在增加,近5年年均递增万余件。与此同时年参观人数也在激增,2017年参观人数高达160万人次。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并称为“科学三大领域”。自然博物馆对于青少年的自然科学科普教育,以及向公众传播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知识和培养科学文化素养等方面所起作用甚大。
未来,北京自然博物馆或许可借鉴其它博物馆扩建旧馆或建设新馆的经验,以满足人们与日俱增的科学文化生活需要。
独有展览掀起科普热
文字:汪丹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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