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在蘇聯：攝影生涯的低谷

1947年持續六周的蘇聯之行，成為戰地記者卡帕攝影生涯中的低谷。他原計劃拍攝的是產業工人、政府職員、農民，但他的鏡頭無一深入到蘇聯普通人民的家庭，他隻好去拍農田裡裹著頭巾勞作的婦人，街頭指揮交通的女警察，豐收的農田，像宣傳畫一般。

徐佳和

相比較1936年的莫斯科，顯然1947年的蘇聯首都清潔了許多。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兩年，這個城市裡有了很多新建筑以及斯大林紀念碑，但是，進入美國戰地新聞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鏡頭中的人們看上去面呈灰色，一臉陰沉，莫斯科建城八百年紀念典禮上仰望煙花的父子臉上的喜悅仿佛是那抹隱入天空的光芒，脆弱，轉瞬即逝。戰爭勝利后的巨大空虛就是吸入光亮的黑洞。1947年，卡帕的作品中，蘇維埃黨代表們甚至開會決議，什麼樣的服裝才能出售給本國的女人們。的確，戰爭結束了兩年，前蘇聯的人民都太累了，被戰爭、強制性集體化和監視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婦女出門都不化妝，那被認為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豪華奢侈品，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廉價的，顯得俗氣。許多人仍然穿著戰爭時期的軍裝，他們也隻有這樣一些衣服可以穿。

1947年冬天，蘇美雙方從戰時的盟友轉變成暗暗較勁的敵對狀態。為了了解鐵幕后蘇聯的真實面貌——用當時已憑借《憤怒的葡萄》聞名國際文壇的美國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的話來說，真實展現“偉大的另一面——俄羅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蘇聯人穿什麼、吃什麼、如何面對死亡”，斯坦貝克和百無聊賴中的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一拍即合，踏上了蘇聯的大地。兩人本著“不刻意表現主管立場，如實記錄所見所聞，不加評論，不對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妄下結論”的中立態度，足跡從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從烏克蘭田園到格魯吉亞海濱。

但是，在1947年，要看看蘇聯的“人們怎麼過日子”，這本身就意味著一個政治行動。進入這個國家進行實地考察，要麼會受到譴責，要麼會得到當時斯大林政權的默許，何況扛著照相機的是來自冷戰才開始時另一方的新聞攝影記者。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的知識分子，包括羅曼·羅蘭和安德烈·紀德、以賽亞·伯林都曾抱著極大的好感去蘇聯，但蘇聯發生的事實，終於擊碎了西方知識分子的幻想。以賽亞·伯林89歲的生命歷程，有兩次總計4個月(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又4個星期(1956年)在斯大林的蘇聯。4個月的訪問結束，以賽亞的傳記作者后來寫道：“他(伯林)在離開俄國的時候，心中滿懷著對專制的憎惡之情，這種憎惡幾乎在他后來寫的每一篇文章的字裡行間都可以看到。”很明顯，訪問蘇聯的一路，不是以賽亞·伯林一個人在拜訪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還另有一位秘密警察——始終陪伴著他。

1947年，卡帕到訪蘇聯也絕沒有享受到他認為應該得到的並崇尚的一切，甚至，那樣的陰暗比戰場呼嘯的子彈更?人，它們無聲無息，卻無處不在。到達目的地的第一天，卡帕和斯坦貝克的行程是由蘇聯情報機構安排的。他得不到在莫斯科街頭公開拍照的許可証，整整一個星期，他請求蘇聯的新聞官能夠允許他拍照。他所去的每一個地方，警察都阻止他拍攝照片，並一再要求他出示証明文件。他無法在莫斯科當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但他以為總有辦法繞開政府的規定，得到有價值的照片。烏克蘭和莫斯科的蘇維埃檔案資料顯示，卡帕到蘇聯后，就處在嚴密的監視中，卡帕他們不曉得在蘇聯期間，蘇聯政府怎樣精心策劃地跟蹤他們。

這樣的嚴密監視，自然無法喚醒卡帕的戰地記者天賦與活力，他本會一同迸發的腎上腺激素和同情心無法在畫面上體現出來。從他留下的蘇聯照片看，畫面沒有新意，而且平淡無味，失去了敏銳的感觸力，他似乎不適合拍攝冷戰這種極其復雜和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題。

持續六周的蘇聯之行，成為戰地記者卡帕攝影生涯中的低谷。他原計劃拍攝的是產業工人、政府職員、農民，但他的鏡頭無一深入到蘇聯普通人民的家庭，他隻好去拍農田裡裹著頭巾勞作的婦人，街頭指揮交通的女警察，豐收的農田，像宣傳畫一般。他再回莫斯科，恰遇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紀念，這個城市四處挂滿了旗幟與橫幅，像極了奧威爾《1984》的情景。在巨穴似的發電機體育場，卡帕拍攝了數以千計的運動員。在市中心花園，他看到蘇聯家庭圍在納粹坦克與飛機旁邊。八百周年慶的那天晚上，卡帕跟一百多萬人一起涌向紅場和周圍的街道。八百年大慶會的演講中，斯大林明確地說，無論世界各國如何看待蘇聯，他都覺得莫斯科是一場偉大運動的象征。當看到一個生活在地下室卻依然看上去充滿驕傲和魅力的女子時，作家和攝影記者的疑惑終於壓抑不住了：“我們無法理解，這是在現代生活中，對於英雄主義的拙劣模仿和歪曲。”

而當時，許多猶太作家都死在古拉格群島。一些優秀的科學家則在那裡制造出那個國家的第一顆原子彈。

1947年10月22日星期三的晚上，《先驅論壇報》召開一次會議，卡帕在會上做了一個陳述，總結了他對蘇聯的觀察：“那些人受到的損害和遭到的破壞，比我在戰場上10年的經歷還要嚴重，他們也痛恨戰爭，比我談過話的任何一個人都更痛恨戰爭。”之后，卡帕說，蘇聯人聽說美國有“對自由人士的迫害”之后，表示出很大興趣。

卡帕攝影作品《基輔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