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田黎明談方增先

　　方先生的人物畫在審美上體現的一個是平淡天真，再一個則是高古雄渾。近10年來的作品，小品是疏野之美，在大創作裡就是一種高古雄渾的、具有一種時代的氣息，其精神性特別高，非常強悍。而在方先生50-70年代的作品中，雖然是表現現實生活的，他表現的是平常人，就是平淡天真的感覺。他的人物畫的探索始終是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一種審美系統和審美自律，在這其中，不斷把自己的文化體驗加深、加厚，豐富、創造和完善了中國傳統的審美系統。再一個，方先生的人物畫始終強調兩個字，就是“中國”，他的畫就是“中國精神”、“中國記憶”、“中國意象”、“中國的結構”，因為除了在文化體驗中的深度和高度以外，方先生特別注重的就是對材料和材料性情的一種把握，形式和內容真正揉在一起時，才能產生精神的力量、產生永恆的魅力。任何時期他的作品，他的下筆都非常果斷，對傳統書法、文化體驗之深，他的結構是圓融的，但是他下筆時非常果斷。對紙的材料性能的控制和把握，完全是在運用對文化的理解和認識。這個時候可以說，中國的宣紙在方先生的筆下已經成為他精神載體的語言，宣紙成為表達精神的載體，所以在方先生的藝術中，載體也是很重要的。方先生的畫，無論是重大題材、大幅創作、小品創作，他的畫都特別耐看，就是要把宣紙的內容吃透、吃深，這種吃透、吃深不是靠某一種技法或某一種材料，還是靠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體驗。我覺得在方先生這裡，對我們很大的啟示就是，他能幾十年來一直熱愛傳統文化，把自己整個精神和事業都投入到對傳統文化的體驗和時代文化的關照，如何呈現兩者的融合及自己的精神。我覺得這是方先生對時代最大的貢獻，他是通過作品體現了這樣一個高度，同時也展示了時代文化。中國水墨人物畫在方先生這裡是達到了一個高度，對當代影響是巨大的。

　　中國畫的材料就是宣紙。這樣的紙張的特點是它利用檀皮，是與當地的水土融合在一起的特殊材料，這種特殊材料從古到今，經過多少代人的傳承，在宣紙上經驗的積累上是相當豐富的。但是如何把宣紙材料轉換為自己語言當中的一部分，我覺得這一點在讀方先生作品的時候感觸很深。比如說水紋及水痕的問題，有的紙粘一點沒有水紋，也不能說這不是好紙，但是一般宣紙的特點就是帶有水紋，一筆下去在銜接第二筆的時候中間要有水紋，但是方先生把這個水紋和筆觸的關系恰好地發揮，他在人物寫生裡畫的油田工人、蘇杭一帶的女孩等很朴素的勞動者時可以看出來。還有一個是我講的水痕，是方先生在用沒骨的方法時才會出現的水痕。

　　方先生的再一個成就就是在水墨人物中全面體現用筆的書寫，方先生已經把書法的書寫性完全運用到人物畫當中，比如說在勾勒當中表現五官和衣紋的時候，方先生在下筆的提按、急速緩急當中來表現一種由筆形成的結構，這種結構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裡強調的下筆就要見筆，物質形態要反映物質精神。這樣的一層關系，就是說我這筆下去一定是見精神的，但是它必須是首先跟這個物有一種高度的體驗，你對物象是怎麼體驗的，這一筆下去應該是怎麼樣去轉折，怎麼樣去塑造，從審美的角度這個線條應該是從審美的哪一類去把握。在方先生的人物畫裡他都做過很深入的研究，因為在他的人物畫裡能清晰地看到、感受到這些審美的元素，就是從習作裡也完全能感受到。所以方先生許多人物寫生習作，我也覺得特別耐人尋味，就跟讀一張經典的繪畫作品一樣，我們讀傳統的經典作品，有時候之所以能夠感嘆、能讀進去就是因為裡面包含了很多文化體驗的東西、轉換為筆墨的元素。就是說你對文化有一定的體驗后，你能不能把這種體驗轉換為你自己的筆墨元素？這個對於現代人來講也是很關鍵的，你文化的沉澱是否能體現到一起，你知識面寬、書讀得也很多，但最后在你的畫裡能不能轉換成一種藝術載體出來，在方先生的繪畫當中就感受到這種回味不盡的東西，很多東西是一兩句難以講清的，但是它是一種體驗，文化體驗。這種厚度就是時代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現在在美院的本科教學中，在臨摹課上主要是臨摹蔣兆和、盧沉、姚有多、周思聰等幾位先生的，一個是他們作品的印刷品——畫冊，系裡也有一部分藏品，有時候拿出來給學生們看，但一般來講，挂一會兒馬上就要還回去，下課就要還回去。這是現代人物臨摹課，要畫冊結合原作。像蔣先生的寫生我們系裡就有好幾張，盧沉、姚有多先生的寫生也有好幾張，對著畫冊，對著原作臨摹。但是我想我們在臨摹作品的課程當中，在分析作品當中，像方先生、劉文西先生、楊之光先生、李斛先生以及其他先生的作品都是分析的作品，跟學生去講新中國以來人物畫的發展，講人物畫形成發展以來的一些特點，繼承不光是在臨摹課程中，在這一代人，或后續的又一代人中，如何能延續和繼承。這繼承是兩個層面，一個是精神層面，這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繼承老一輩先生們的苦學、他們為社會所創造的這樣的一種精神財富;還有一個從方法上繼承，就運用老先生的方法，把它作為我這一時期學習或今后若干年中的一個范本，在裡面不斷研究、不停學習，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你會轉化，或者叫轉型，也可能就不轉化不轉型，就在老先生的經典作品當中按著這樣一個道路，根據著自己的理解和體驗慢慢地去完善。我們現在來看，任何一個學生學習老師的繪畫，完全跟老師一樣是不可能的，他可能只是階段性地和老師一樣。但是作為先生呢，他對學術的一種思考精神、創造精神，以及他創造出來的學術成果，能不能為下一代人所理解和轉化為新的體驗和一種研究的方向，我覺得這個對於后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沒有繼承就談不上后面的創造。

　　像方先生代表了浙派的人物畫，浙派人物畫裡也還有一些老先生，像周昌谷、李震堅先生，后面有吳山明先生，劉國輝先生，再年輕一點的有尉小榕先生，它這個脈絡，每個老師之間、每一代人之間一看就是一個體系。他有傳承，但是他又有自己的創造，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覺得作為中國畫的后繼，更應該下苦功夫在中國畫的基礎上，中國畫的基礎一定要看我們老一輩的先生，他們的功夫是如何下的，他們都吃了很多的苦，要不可染先生叫“苦學派”。像盧先生、姚先生、周先生，他們都很刻苦，寫生，對人物的造型和結構下了很大的功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體驗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才能夠把這種文化的感知和這種刻苦用功對於結構的理解揉為一體，才能找到自己生命中、體驗中的高點，這種高點一旦形成，我覺得就是精神上的一種關照了，是前面所講的澄懷關照，這是一種修養。所以，方先生的人物畫體現的就是一種溫厚，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裡溫柔敦厚的情懷，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文化方式，合二為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