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蘭亭序》傳本問題的復雜性

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墓志（局部）

　　1965年起，郭沫若先生先后發表了《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等文章，以南京出土的東晉墓志、墓磚、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來否定王羲之《蘭亭序》，掀起了一場所謂的蘭亭論辯……“文革”過后，國家撥亂反正，實事求是之風回歸，國家更加重視民族的文化傳承。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豈能不“感慨系之”！

　　王連起

　　六 關於蘭亭論辯

　　1965年5月22日，《文物》第六期發表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其后又有《“駁議”的商討》、《蘭亭序與老庄思想》、《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等文章。他以南京出土的東晉墓志、墓磚、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來否定王羲之《蘭亭序》，掀起了一場所謂的蘭亭論辯。郭沫若先生否定蘭亭的理由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由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墓志、謝鯤墓志、王丹虎墓志磚，以及此前出土的顏氏墓志磚、劉?墓志磚等書法帶有隸意，而認為王羲之書必須帶有隸意，蘭亭無隸意，值得懷疑。

　　2.由新疆出土的《三國志》抄本是隸書，便認為當時天下所有的書體都應當是隸書，而蘭亭不帶隸意，更不是隸書，所以是假的。

　　3.引《閣帖》智果書梁武帝評王羲之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語，認為《蘭亭序》不夠雄強。雄強應當如晚清人喜歡的《爨寶子》、《爨龍顏》那樣的書體，王羲之應當寫那樣的字。

　　4.南朝劉孝標注劉義慶《世說新語·企慕十六》王羲之《蘭亭集序》，時稱《蘭亭集序》為《臨河序》。《臨河序》少“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一大段，便認為《蘭亭序》文也是假的。

　　5.認為蘭亭集會當是快樂的，王羲之性格是倔強的，不應有后段的悲觀情緒。因此，《蘭亭序》后段是后加的。

　　6.《蘭亭序》從文到書都是智永“依托出來的”。

　　另有兩條，郭文有這樣的意思，附和之文講得更多，就是：

　　1.《蘭亭序》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封建統治階級帝王官僚吹捧、迷信、聖化造成的。

　　2.初唐褚遂良選蘭亭這種姿媚的字，是迎合唐太宗口味。鑒別眼力不如沒談蘭亭的梁武帝，所以是假的。

　　這兩條，第一條是從反封建反到對民族歷史的徹底否定，這種危害之深遠長久，中國人會越來越能體會﹔第二條則是照鏡子指自己嘴臉來罵古人！因為從反對高宗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皇后這一點看，褚遂良是可以稱為“文死諫”的典型的。古今之人是誰迎合？歷史會給以結論的！

　　郭沫若先生為什麼在此時寫這些文章呢？在他的文章中，他是這樣交待的：“關於這個問題，康生同志在文獻中作了仔細的探索。”然后將康生觀點五條全文錄下，並說：“這見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補充証據值得在這兒敘述。”康生的見解，五條歸納起來，就是強調文獻記載王羲之善草隸，其書當有隸書筆意。蘭亭無隸意，所以是假的。郭沫若先生如此行文，在修辭的辭格上，應該叫“引用”，作用則是“示現”。做這些文章，原來都是為康生的“見解”作“補充”的！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這絕不是偶然的。康生是什麼人？是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人，有如此閑情雅致，關心在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同階級斗爭挂靠不上的一件古代書法名帖？但經歷了之前的批武訓、批《紅樓夢》研究及反右運動，之后的批《海瑞罷官》、批宋江、批孔、批周公，人們應該明白這種項庄舞劍是要干什麼的。郭沫若先生作上述的交待，或是顧慮到后人的評價。但一般的人，特別是“文革”以后成長起來的人，則無法想象，甚至還會將這場所謂蘭亭論辯當作是一個學術問題。根據后來新披露的材料，問題絕非如此。我們姑且先從學術角度，從書法史來看看郭沫若先生否定蘭亭的理由吧。

　　郭先生詳考上述幾個墓志的墓主，有些資料確實可補史書文獻之缺，但作者是要談書法，所以雖見博學，很多內容卻與主題毫無相干，像是作應試文章的填充。如《顏謙婦劉氏墓志磚》，僅24字，因為其墓中出土一陶硯，郭先生便得出了左思(太沖)之妹“左棻是有名的才女，謝安的侄女、王羲之的媳婦、王凝之之妻謝道韞同樣有才名﹔王羲之向她學過書法的衛夫人茂猗更是有名的書家﹔可見當時的婦女很留心翰墨”。郭老寫出這麼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是要証明當時的婦女都很留心翰墨。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其文附圖之三有此墓磚的拓片，其書結態古拙，筆畫僵硬，點畫不見書法用筆的起始，更沒有多少所謂隸意，只是工匠之書，跟當時的婦女留意翰墨有什麼關系呢？郭文中這種橫扯式的行文還很多，當時海內外不少學者都感到疑惑不解。聯系上引康生之論，郭先生作此詞不達意、顧左右而言他的文章，看來似乎是有難言之隱的。

　　因為王興之墓志也好，謝鯤墓志也好，顏謙婦墓志也好，說來說去，都是重復康生的意見：這些墓志有隸意，與蘭亭書法相隔，蘭亭的可靠性值得懷疑。咬住文獻記載王羲之書法是“善草隸”，展開立論。一些反駁郭氏的文章也按這個有沒有隸意在那裡討論，甚至在蘭亭序中找有隸意的字。這等於在康郭畫的圈子裡跳舞，當然不能駁倒其論。其實，書體的名稱當時就有活用，后世的解釋更是紛紜，詳細評說，非本文所能容納，但看看文獻對隸書本身的評價，便可知“隸”字的含義，不同歷史時期是有不同的概念，各有所指的。晉衛恆《四體書勢》言及“隸書”，謂“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梁庾肩吾《書品》“……篆書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也”。兩人說的隸，一說有“楷法”，一說是“正書”。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正確理解，是可以扯出很多論說的。唐張懷瓘《書斷》中，講智永書是“章草、草書入妙，隸入能”。歐陽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虞世南“隸、行書入妙”。褚遂良“隸、行入妙”。陸柬之“隸、行書入妙，章草書入能”。高正臣“隸、行、草入能”。薛稷“隸、行入能”。前兩條文獻所講的“楷法”、“正書”都不是后來直至今天所說的楷書，而是“有楷則”的正規書體。漢魏指用於正式場合的隸書(又稱八分)，即鐘繇三體中的“銘石書”。而張懷瓘講歐、虞、褚、陸、高、薛諸家所擅長的“隸”，則是真書即楷書。因為這些書家，都以書碑楷書名世，而根本看不到他們的隸書。康生找的五條說，羲之、獻之“善草隸”的文獻，有四條出自唐人修的《晉書》，而由張懷瓘論諸家可知，唐人稱為隸書者就是正書即楷書。因為張懷瓘《書斷》評所有人的書法，沒有言一人善楷書，即真書、正書者。如果“隸”指漢隸的隸，那麼，唐前期不就沒有人寫楷書了嗎？其實，隸書在張氏的稱謂中是以“八分”名之的。王羲之條：“尤善書，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而鐘繇條“隸、行入神，八分入妙”，隸與八分並列，不就很清楚了嘛！所以，康郭自己也知道要徹底地否定蘭亭，光有這點兒理由是不夠的，於是郭沫若先生找到了能代表他們的觀點思路的東西。這就是清末李文田題端方藏汪中本定武蘭亭的話。這是郭沫若先生否定蘭亭的理論依據。他說：“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我現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抄在下面。”其文如下：

　　唐人稱《蘭亭》自劉餗《隋唐嘉話》始矣。嗣此，何延之撰《蘭亭記》，述蕭翼賺《蘭亭》事，如目睹。今此記在《太平廣記》中。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后之跡也。按《世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注引王右軍此文，稱曰《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后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可疑一也。《世說》雲人以右軍《蘭亭》擬石季倫《金谷》，右軍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擬《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與《世說》注所引《臨河序》篇幅相應。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與”以下多無數字。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與《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所謂《世說》注所引或經刪節，原不能比照右軍文集之詳，然“錄其所述”之下，《世說》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此又其與右軍本集不相應之一確証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則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后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於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然則《定武》雖佳，蓋足以與昭陵諸碑伯仲而已，隋唐間之佳書，不必右軍筆也。往讀汪容甫先生《述學》有此跋語，今始見此帖，亦足以驚心動魄。然予跋足以助趙文學之論，惜諸君不見我也。

　　以郭沫若先生之博學，怎麼能“最近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呢？據后來揭示的材料，這篇文章是陳伯達找給郭沫若先生的。如此行文蓋不得已。

　　李文田列了三條理由，無一條從道理上能站得住。《世說新語·企羨十六》原文是“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明指其文為“蘭亭集序”，而李文開篇便說：“唐人稱蘭亭，自劉餗《隋唐嘉話》始。”為了圓其說，把《世說新語》企羨篇的“王右軍蘭亭集序”，改成了“王右軍此文”。李文從論據上對郭、康沒什麼實質幫助，但在方法論上，確實對他們是有很大啟發的。《蘭亭序》以蘭亭命名，正與蘭亭修禊雅集相符，而蘭亭宴集有蘭亭作標志，並無言及“臨河”的字樣。難道后人用名非要不用本文之稱而要用注解之名嗎？其二，“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是“方”不是“擬”，這是偷換文理概念的做法。《蘭亭序》與《金谷序》從臨流雅集及感時興嘆這方面有其相像處，但蘭亭若全合金谷，即李氏所謂的擬，那右軍不就是抄襲他人、拾人牙慧的流俗了嘛！兩條都是今文學派典型的改字解經，甚至是改句、改文意解經的治學方法。至於其疑之三，則是李氏不知世說當初有多少卷與今本完全不同所致。《隋書·經籍志》記為十卷，今藏日本唐寫本殘本后題《世說新書》(即新語)是卷六，據書后董棻跋可知，不但10卷原文在宋初被晏殊“盡去重復”，變成3卷，劉孝標的注也被這位晏元獻公“裁剪”過了。可証唐時確是10卷。至宋才變成今天的3卷。以唐寫本相校，僅“何晏、鄧?令管輅作卦”及“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的二條注，三卷本就少了二百多字。至於李所舉劉注多出的字，那是記當時與會之人及作詩多寡的文字，也可以是右軍所記，更大可能是記錄此宴集的人所記：不但要記右軍之序(唐人稱四言詩序)，還記了孫綽的后序(唐人稱五言詩序)。劉孝標要介紹此事，當然要錄這些作詩和不作詩的人名(這從全面記錄這次蘭亭雅集的所謂柳公權的蘭亭詩、桑世昌的《蘭亭考》卷一、張淏《雲谷雜記》卷一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王右軍要作序文，講究文採氣勢，怎麼可能將之算作文章的內容呢？李文田少見多怪我們不去怪他，而以郭沫若先生之飽學，又曾久居過東瀛，是應該知道的。知道而仍引李說，況且以注的引文而論原文的總貌，在治學方法上已經是明顯的偏頗了。李文田“有此三疑”便斷定蘭亭之偽了，“文尚難信，何有文字！”其下便以龍跳虎臥、鐵畫銀鉤等前人對右軍書的形容比喻說右軍書當如“二爨”，“與漢魏隸書相似”。我想，凡讀過古人書評的人，都知道書法創作雖然是抽象思維，但說明卻是具象形容。龍跳天門，龍是神物，虎則無論如何也臥不到鳳閣上去的！“二爨”不是雄強而是生硬。“二爨”的拓本，特別是影印本不難找，漢魏隸書在今天更容易看到，無論是《張遷碑》、《曹全碑》，還是《受禪表碑》、《上尊號碑》這些漢魏碑，與“二爨”又有多少相似呢？研究古人書法，不僅僅看書體，更要看藝術水平，“二爨”也好，王興之、謝鯤墓志也好，同漢魏碑區別除隸意的多少(其實后者隸意多少也是完全不同的)外，根本的區別在於藝術水平的高下。這就是前面講的碑禁造成的。這些隸楷過渡、書法水平低下的墓碑，不可能出於名家之手。書法作為藝術，通過筆法造成點畫的形態美，通過結構造成字體的姿勢動感美。魏晉人那麼講書勢，就是要通過藝術加工使文字由一般的實用書寫變成書法藝術，源於生活實用的寫字與高於生活實用的書法藝術，完全是不能等同的。這麼明顯的區別，怎麼置而不論呢？李文田有這種理論，實際上是晚清出現重碑輕帖思潮的集中反映。前有包世臣，后有趙之謙，一定要將右軍書法說成他們喜歡的魏碑類書法而后快。而李文田的方法論，則直接受此時的今文學派的影響：推測大於實証、甚至改字解經！但是郭沫若先生按康生的意思，不僅全盤接受了李文田的理論，而且又有所發展。不僅以“二爨”這樣無名氏的碑來否定蘭亭，更進一步以王謝墓志來否定蘭亭。本文已經講過，碑禁使名流無書碑流傳，而這些墓志從郭先生文章所附圖可知，其水平更加低下。究其原因，在謝鯤的墓志中有所透露：其葬是暫時的。墓志文曰：“晉故豫章內使，陳﹝國﹞陽夏，謝鯤幼輿，以泰寧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縣石子崗，在陽大家墓東北〔四〕丈。妻中山劉氏， 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廣幼臨。舊墓在熒陽。”郭文在引用了《世說新語》“新亭對泣”后說，“這同一心境，在這《謝鯤墓志》裡也表達出來了。所謂‘假葬建康縣石子崗’，所謂‘舊墓在熒陽’，都是沒有忘記‘克復神州’的。”郭文是承認這種墓志是“暫時埋在南方，將來還要歸葬於‘舊墓’的”。王謝都是永嘉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方只是僑居，他們活著時希望回到北方，死后也想著遷葬於原郡，所以這裡寫明是“假葬”。這些墓志，文字雖然極為簡單，卻都要寫清楚自己的原郡地點、死亡時間，特別是埋葬的具體地方和方位。王興之夫婦如此，謝鯤也是如此，都是想著要遷葬的。再看看那些墓志的書法，除謝鯤墓志尚存一些魏晉“銘石之書”的模樣外，其他根本就談不上書法藝術，完全可以肯定是民間的匠人所為。郭文中也說王興之夫婦之死雖相隔8年，但墓志是一人寫的。這正說明，這些做遷葬標志的墓志，當時是有專門的行業來管的，是工匠所書。郭沫若先生是應當看到高昌墓志磚的，高昌磚有一方之中隻刻了一半。這樣原墨跡同刻后的字就完全不類。刻了的那部分，點是三角，畫是方頭，轉折直角，與“二爨”、王興之墓志等相類。清末所謂碑學其實是學六朝北碑的書家們，棄筆法而從刀法，按模脫墼，努力去學那樣的三角點、四角橫，摒棄了筆法的使轉提按和轉側靈活，更有將筆畫寫成碑刻風化后的鋸齒形，以求高古和金石氣。這是時代的悲哀。郭先生與他們完全不同，是完全可以看見公私收藏的晉唐法帖原跡，也可以看到流沙墜簡出土文書敦煌秘藏，而且又懂了歷史唯物史觀和辯証法，但是“辯証法要求的是從具體的發展中，全面估價對比關系，而不是東抽一點，西抽一點”(原話見列寧《辯証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40年前看的，記不太清了)。即從發展中看待不同事物，而不是孤立靜止地生硬套用。怎麼能無視文字書法過渡的不平衡和多樣性、歷史碑禁造成的名家不能為私人寫碑、書法有民間書寫(甚至鑿刻)同書法大家的書法藝術的區別呢？！特別是竟將蘭亭文、帖“依托”給了智永，其治學方法的主觀武斷可以說確實超越了晚清的今文學家。郭氏的考証方法是： “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書家。據說他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尤善草書，他的真草書《千字文》就寫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還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煬帝曾經稱贊他的書法是‘得右軍之肉’。”接著又講了“鐵門限”和“退筆塚”的故事，便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像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亭序》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因此，我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請看世傳墨池堂祖本智永所書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題名，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體系。”

　　推斷智永能寫出來，就是智永造出來的了。這就是郭沫若先生考証法！舉個例証，卻是放著智永的墨跡《千字文》不用，卻找了個《墨池堂帖》所謂智永的臨王《告誓文》！至於其文歸於智永的理由，只是一句“而他也會做文章”，蘭亭便成了智永的文章。這種推論，與“莫須有”有多大區別呢？郭文前面說蘭亭文后段為后加，原因是文意“悲觀”，有老庄思想。這裡卻沒有任何真憑實據地派給了智永和尚，理由僅僅是“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難道禪師是有老庄思想的嗎？蘭亭由唐太宗肯定，郭氏不相信，但隋煬帝說的話郭氏便當作了鐵証。墨池堂所刻智永臨《告誓文帖》是公認的偽帖，而智永千文墨跡真跡卻隻字不提。郭氏為了否定蘭亭，引文不惜斷章取義處很多，如：“姜夔也曾把劉、何兩人的不同處對比過，他還提到‘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余軸，當時唯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蘭亭考》卷三引)姜是有識見的，但他同樣是深信《蘭亭》的人，故隻能把問題提出，沒有窮追到底。”

　　隻要有半點懷疑蘭亭，都是有識見的。但是郭文否定蘭亭的主要証據是蘭亭沒有隸意。而姜白石講到的《黃庭》、《樂毅》等，不但沒有半點隸意，而且較之蘭亭為行書，它們都是正書。王興之等墓志、“二爨”也是正書，從類別上正可以對比。郭先生何以也“沒有窮追到底”呢？

　　郭沫若先生懷疑蘭亭序本文“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實在是大有問題。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侄等於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但《蘭亭序》卻悲得太沒道理，既沒有新亭對泣諸君子的‘山河之異’之感，更不適合王羲之的性格。”下面便引《世說》王羲之批評謝安的尚虛談的那段話。又講了《晉書》王羲之傳的一些事跡，便得出結論：“王羲之的性格就是這樣倔強自負，他決不至於像傳世《蘭亭序》中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郭沫若先生大概一想到“三月三日”便想到游春、飲酒，進而聯想到“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但卻忘了王羲之等人的這次宴集是“修禊事也”。修禊《史記》、《漢書》直至《南齊書》等記載，都歸為禮志，隋唐以后特別是唐，才變成了宴樂游春，所以正史不載了。前期的修禊同后來的游春是兩回事。《后漢書》卷六十一《周舉傳》記梁商修禊事“……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泣”。民國二年(1913年)癸丑，梁啟超在三貝子花園召集修禊雅集。“隻今繭紙世共寶，當年苦心解誰索。”其詩見《飲冰室文集》卷四十五，詩題叫《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同年，袁克文在南海修禊梁任公亦參加，並有《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分韻得帶字》詩。傷時憂國在這方面梁任公是理解王羲之的。說沒有“山河之異之感”，難道永和九年東晉完成統一大業了麼？永和八年殷浩北伐失利，圖謀再舉，王羲之致信於他，嚴加批評：“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在給會稽王司馬昱的信中，更指出，殷、桓“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本文在介紹王羲之其人時，已經指出東土飢荒，羲之為解百姓倒懸之急，“輒開倉賑貸”。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要是不“悲夫”“痛哉”，那不真的是全無心肝的陳后主，不知廉恥的馮道之流了嗎？！郭老是聰明絕頂的人，早在寫《創造十年》《創造十年續編》兩本書的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能相面看出毛澤東主席后必大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先寫《中國文學史上的雙子星》后很快完全改變觀點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用心真可謂良苦！但對憂國憂民到悲夫，痛哉的王右軍，卻一點也不理解，或是因為時勢利害，但郭老是對歷史深有研究的人，怎麼就忘了后人中依然會有董狐直筆呢！

　　關於蘭亭后段，所謂悲觀的那一段如果沒有，那倒真的不像右軍之作了。

　　1972年8月，蘭亭之爭人們似乎淡忘了，郭沫若先生又發表了《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以經生書吏之書續申前志以否定蘭亭。為什麼隻相信出土文物，對魏晉碑禁這一影響碑志起主要作用的歷史事實卻隻字不提，對鐘書三體代表的其時書法絕不止隸書書體而故作不知呢？為什麼引証文獻和實物那麼不分真偽，實用主義甚至機會主義呢？這種以偏帶全的武斷還談什麼邏輯呢？后來編《蘭亭論辯》一書，定調郭沫若等凡否定蘭亭的，都是辯証唯物主義者﹔凡肯定蘭亭的，都是歷史唯心主義者。但王興之墓志也好，晉人寫本《三國志》也好，同《蘭亭序》根本不是一個命題范疇，根本就沒有可比性。

　　郭沫若先生以六朝墓志否定蘭亭的做法很快招來了不少人幫忙“添磚加瓦”：1965年7月30日，《光明日報》刊登了美學家宗白華先生給郭沫若的信。信中抄有兩段文字支持郭說。

　　一、清甘熙《白下瑣言》卷三：過揚州，於市上得晉殘磚一塊，其文曰“永和右軍”。四字晉磚拓本純乎隸體，尚帶篆意，距楷尚遠。此為彼時造城磚者所書，可見東晉世間字體大類如此。唐太宗所得《蘭亭序》恐是梁陳時人所書。

　　二、阮元《揅經室續集》卷三：余舊守“無征不從”之例，而心折於晉宋之磚，為其下真跡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試審此冊內永和三、六、八、九、十年各磚隸體，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寫。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隸字，尤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當是羲之之族。何與《蘭亭》絕不相類耶……

　　四十年前，我看到阮雲台此段，就認為“無征不從”是寫錯了。 但后來看到中華書局[微博]新出的《揅經室集》，亦為“無征不從”。“無征不從”見於《三國志》中的《荀攸傳》，荀攸曾為曹操軍師，曹操為他請封，說他“無征不從”，就是每次征伐都跟隨左右出謀劃策。用在這裡不倫不類。從其行文命意可知，應當是“無征不信”之誤。無征不信出自《禮記·中庸》，是中國人行文立言的古訓及治學准繩。郭沫若先生《十批判書》曾對原意作過詮釋，但在蘭亭論辯的文章中，專門言及《光明日報》所刊此文，不糾其謬，蓋此時正從晚清治經家改字解經劣行中取法，已經無文字的是非之辯了。

　　宗先生信中並附永和七年和九年的兩磚拓片，從拓片上可以看出，其書根本不經毛筆所寫，乃是“造磚者”，即文中所雲“造坯世俗工人”用利器勾劃出來的。這種字居然也以之“方”右軍書法。

　　看宗先生的《美學漫步》，“漫”到蘭亭序和王羲之書法時，講得很好。可見蘭亭論辯時，政治氣氛是多麼不正常。人們的思想認識受到了何等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也說明晚清人重北碑的理論和觀念，對很多研究書法史的人的思想固封得是多麼厲害！

　　我當時讀郭先生的大文感到不解，感到惋惜，看到他的《李白與杜甫》甚至感到有些氣憤：頭兩三年剛剛發表《中國文學史上的雙子星座》講，誰要否定李白或者杜甫，都是韓愈《調張籍》詩中的“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何以這麼快就如此這般地揚李抑杜呢？最近看到一個材料，商承祚先生的公子講，商先生當年之所以寫文章反駁郭，也是因為了解郭原來對蘭亭根本不是作如是觀的。從《文學史上的雙子星座》的李杜並重，到《李白與杜甫》的揚李抑杜，之所以一百八十度轉彎，后來知道也是因他了解到偉大領袖喜李不喜杜。還是學生的我，當時自然想起了魯迅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章《上海文藝界之一瞥》對郭沫若先生的批評：“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順便說明，我中學時代，非常喜愛魯迅先生之人之文，由讀魯迅先生的文章，而讀歷史、文學書籍，並了解與魯迅先生相關的古今中外人物。從而也留意郭氏文章著述和人品，蓋出於此。這是我早年就注意蘭亭，進而研習書法碑帖的最初緣因之一。但后來看到龍潛先生等人的文章，卻反而有些同情甚至可憐起郭老先生來了。據汪慶正先生回憶：“高二適的駁議一出，康生即授意組織寫文章，支持郭老。北京雖然寫了幾篇，都不滿意。特別是對趙萬裡的文章有意見，說他隻寫了巴掌大的文章。於是又派人來上海，請徐森玉寫文章。”2002年汪慶正先生在上博世紀展時接待啟功先生，我隨同在座，汪先生說徐森老讓他代筆寫支持郭的文章，告訴他一要能把康生應付過去，二不能太沒良心完全附和郭的胡說八道！他指著自己的滿頭白發說：“我當時寫這文章，真是伍子胥過昭關啊！”大家聽了哈哈大笑。而啟功先生不止一次親口跟我講到，錢杏?(阿英)要他寫文支持郭，沒幾天工夫先后兩次要求。先生以“我剛發表了《蘭亭考》，這不等於是我自我否定嗎？”予以拒絕。第三次來錢阿英索性直接透底：這是最上邊的意思！還能有什麼說的，於是乎先生就有“體會到郭沫若同志所談”“使我的理解活潑多了”的話。細心的讀者依然能看出先生的用心。先生在文章最后，借破除迷信而講《澄清堂帖》真偽，復歸到學術考証。以啟功先生當時的政治身份而又因懂蘭亭被郭氏點名索文，能做到這一步恐怕也隻有先生了。但也有人是真心地堅決支持郭的。據黃苗子先生回憶，龍潛的文章殺氣騰騰“是代表康生的論調”的。龍文說：“有些人把《神龍本》捧上了天。其實，隻要細細揣摩，對結構、筆意，稍加分析，不難看出某些筆意，正是韓愈所說的‘俗書’，不是書法絕美，而是姿態偏媚。最能繼承他的是變節分子趙孟頫、地主惡霸董其昌等人。”不僅如此，其文還“從唯物史觀看，一部歷史都是勞動人民所創造的。這裡就產生了一個疑問：中國書法這種特殊藝術，它的發生和發展，難道隻限於士大夫這些上層分子嗎？一般人民沒有份嗎？……我們認為，到了今天，世界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的時代，已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這些‘殘磚斷石’，應該是引起我們重視的時候了。” “讓我們今后的注意力集中到民間所蘊藏的、地下所發掘的方面來，那正是更有意義的事。”

　　原來書法不是由藝術高下區分，而是由階級區分的！現在的人似乎不知道，當時的觀點是勞動人民腳上即便有牛糞，也比知識分子干淨﹔農民即便不識字，也比知識分子聰明！所以“殘磚斷石”當然應當比上層分子的書法藝術值得重視。

　　從穆欣的回憶錄我們了解到，高二適的文章是經章士釗呈報毛澤東主席后才得以發表的，是影印發表的，這樣才不至於僅一面之詞不夠“對立統一”成“筆墨官司”。而毛澤東主席復章士釗的信，對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斗爭是加以引申的：這就是兩種世界觀的斗爭，“說到底是階級斗爭問題”。階級斗爭當然是你死我活的了。很快，后來的批《海瑞罷官》，批宋江、批孔、批周公都証實了這一點。可惜這些多少都有點兒以嚴子陵自況的文化老人，當初是始料不及的。郭老雖然降心曲意地附和緊跟，按康生意思寫了蘭亭的文章，無奈因為批評過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后來也隻好表示要自焚其書其文。而現在細讀郭老否定蘭亭的文章，我越來越覺得老人家的橫扯和故作不知，甚至強詞奪理抄襲晚清人觀念等等行文方式，可能還是用心良苦。因為他最終也沒像龍潛那樣殺氣騰騰地上綱上線。我想這同郭沫若先生還是一位歷史學家有關吧。前文我曾言及“郭老是對歷史有深入研究的人”，從這一點看來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龍潛先生文中的“有人”，不知是誰，但從康生上世紀60年代初、“文革”前的如此關心蘭亭，而其后批《海瑞罷官》，也是對著北京副市長吳?，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蘭亭墨跡匯編》，恐怕也是北京市的什麼人編的，蘭亭論辯的矛頭大概是對著他去的。但終究因為同階級斗爭挂靠實在太困難，而且究竟難離學術，所以，幾個月后便有人寫目的目標更明確的文章了。

　　當時的大陸之外的中國學者，自然弄不清郭沫若先生何以如此這般地否定蘭亭，而且國內那麼多學者都跟著否定蘭亭，因此撰文反駁。如徐復觀先生、黃君實先生等。既然他們對郭的行文方式、片面武斷不理解而據理反駁，當然對啟功先生、徐森玉先生也是不理解的了。“文革”過后，國家撥亂反正，實事求是之風回歸，國家更加重視民族的文化傳承。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豈能不“感慨系之”！特別是蘭亭和蘭亭文化，給我們做博物館工作的人留下了那麼多的文化遺產。故宮[微博]藏蘭亭文物大概不下數百種之多。蘭亭傳本問題的復雜性，已經使我們的專業人員都望而生畏了。我講這個問題，就是想喚起對蘭亭問題，特別是蘭亭文物研究的重視。

　　1973年是癸丑年，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都舉行了蘭亭紀念展。在日本，不止舉辦了一個蘭亭展。而舉世收藏《蘭亭序帖》摹本、拓本、臨本及相關資料最多的中國大陸，彼時則還繼續著否定蘭亭肆意踐踏民族歷史文化的運動。這些今天已經成為了歷史，但其影響並沒有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