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報帖》和《妹至帖》原為一件？

　　釋文：（便）大報，期轉呈也，知不快，當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

　　大報帖（摹本） 25.7×10.1厘米 日本私人藏

　　釋文：妹至羸，情地難遣，憂之可言，須旦夕營視之。

　　妹至帖（摹本） 25.3×5.3厘米 日本東京中村富次郎私人藏

　　日前，據在日舊友毛丹青兄從微博發來消息稱：“今晨NHK電視台的新聞大篇幅報道了王羲之唐代的精摹本在日本被發現的消息。因王羲之真跡早已不存於世，因此備受世人矚目。據專家鑒定，該精摹本是由遣唐使帶回的，隨后一直留存於民間，保存狀態完好。關注這條消息是否還有下文，懇請賜教。”因我無緣看到NHK電視節目，詳情不知，乃從網上檢索到日本《東京新聞》（2013年1月8日夕刊）的題為《４世紀中國の「書聖」王羲之の書國內で寫し?見》（“四世紀中國的書聖王羲之的書跡復制品在我國發現”）的相關報道，閱后的初步印象是，這一發現在王羲之研究領域裡是一件大事。

　　兩帖書法非常相似

　　根據《東京新聞》報道所提供的信息，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東京國立博物館對最近發現的一件精摹本作了鑒定，結論是從字跡與內容判斷，應屬7到8世紀由唐代宮廷制作的王羲之書跡精摹本之一。2.此帖摹本長25厘米、寬10厘米，三行共24字，為尺牘的一部分。摹本為日本私人收藏品，去年秋天以來由東京國立博物館陳列科科長、書法史專家富田淳先生對此帖作了鑒定，命名為《大報帖》。3.鑒定的根據為：（1）摹本文字部分是以高超的“雙鉤填墨”的技法精致制做而成的﹔（2）文中出現了王羲之有一子名“期”（小字）以及王羲之尺牘常用的“日弊”語﹔（3）書法與《妹至帖》非常相似。4.帖文解讀作：“（便）大報期轉呈也知?不快當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大意解作：“從期那裡得到了有關大(親友名)的消息，看樣子他心情不甚愉快，我想還是隨心所願順從情感比較好，我每日身體疲憊，如此度日只是為了你! ”5.摹本為縱帘紙，帖前附有日本幕末至明治時期的古代筆跡鑒定權威古筆了仲鑒定的“小野道風朝臣”之筆的紙條。根據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判斷，有縱紋的縱帘紙當為遣唐使們所帶回來的。6.據富田淳先生稱，王羲之的精致摹本數量極為稀少，世上最多也不出10件，而此件應列入其中。此摹本水平極高，字跡應接近真跡。

　　對於日方提供的信息及專家鑒定意見，我略作評議：1.鑒定《大報帖》是否為唐摹本，以現有科技手段做檢測是不難解決的，至於是否一定是唐代宮廷制作？似無實據。2.富田淳先生鑒定后命名此帖為《大報帖》，但如果此帖與《妹至帖》原為一件之結論可以成立，則隻能稱作《妹至帖》后半部之殘帖了。3.斷定摹本文字是“雙鉤填墨”制作，技術上不成問題。文中出現王羲之子“期”名（小字）以及王羲之尺牘常用的“日弊”語，從而斷定為王帖，也沒問題。稱其書法與《妹至帖》非常相似，則為兩帖原為一件添加一証。4.將“大”解作王羲之親友名，需有証據。因帖文或有字跡缺失、筆劃摹失等因素導致文意不能通順者，在王帖中往往多見，解讀大意皆見仁見智，並無標准答案，實在不能讀通者，似無勉強讀通之必要。5.因《大報帖》未署王羲之名，遂有幕末至明治時期的鑒定家定其為“小野道風朝臣”之筆，可見長期以來日本收藏者一直是將此帖當做小野道風筆跡來看待的，這或許也是遲至今日才現身於世之原因吧。6.如二帖原為一件，據《妹至帖》可知其紙質與摹拓技法似與《喪亂帖》有所差異，如縱帘紙紋不甚清晰，在字跡筆劃的磨損或虫蛀部分的處理上也只是空白，無《喪亂帖》中那樣精致的勾描輪廓墨線，可見其摹拓水平至少與《喪亂帖》相比，還是有差距的。

　　“切割”之說難有定論

　　有網友認為藏於日本民間的《妹至帖》與《大報帖》是同一件作品分割為兩件，就目前所知情況來看，兩件摹帖相似處不少，如字跡均為草書，摹拓所用皆為縱長約25厘米的縱帘紙，加上兩紙相連處紋理一致等，我們認為二帖原為一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大報帖》發現於某大名家傳的“手鑒”中。所謂“手鑒”就是將歷代名人書跡切割成數行收入冊頁中，作為鑒定古代書跡的比較數據，《妹至帖》亦被切割成二行十七字。如果二帖原為一件，則《大報帖》也應是被切割為三行二十四字的一件殘帖。關於《妹至帖》由來，據日本名兒耶明先生考証，源高明（914-982）《西宮記》記載醍瑚天皇（885-930）駕崩之際，副葬品中有王羲之書帖“《樂毅論》、《蘭亭》、《羸》等三卷”，遂疑“《羸》”即指《妹至帖》，因為帖中有“羸”字。若然，那麼此二帖也許在當時尚完好，未作切割。醍瑚天皇時處於中國唐后五代，以時代來看，此帖應很早以前就流傳到日本來了，定為唐摹本應無太大問題。但問題是“《羸》”是否即是《妹至帖》？此說尚無定論。然而我們根據日本史上有不少文獻均記載遣唐使從大唐帶回來中國法帖的事實，以及日本現存《喪亂帖》、《二謝帖》等帖來看，《妹至帖》以及《大報帖》很有可能就是當年遣唐使帶回的日本民間之物。

　　《妹至帖》上的切線顯然與紙紋和折線不同，故可証明，此帖確如曾被“切割成數行”，裱裝前應是兩張紙條。現據《大報帖》圖片仔細觀察，似亦有類似切線，但畢竟未見到原物，尚無法准確斷定。在此不妨推測，因經過“切割”，就難免出現闕字，遂致文意難通。

　　至於為何要“切割”《妹至帖》名跡來做“手鑒”？若僅以“作為鑒定古代書跡的比較數據”解釋（富田淳文）似有些勉強，恐怕還會有其他原因。或許是為了方便摹刻上石（或木板），卻因刻工誤貼字條所致。如果二帖的切線也緣此故，那麼可能是日本早先也有人曾用來鉤摹刻帖，用過后裱裝復原遂致如此？凡此皆不得而知。

　　或可斷為右軍晚年書跡

　　《妹至帖》大約因“切割成數行”的緣故，以致帖文殘缺不全，所以，從帖文還看不出太多有關王羲之的信息。“情地”意為身心所置之地，在王羲之其他法帖中亦可見相似用法。如《淳化閣帖》卷六《嫂安和帖》言“穆鬆難為情地”。另外，在帖文中似有闕字現象，如“憂之可言”疑原作“憂之不可言”，脫一“不”字，或因摹失？因為“……不可言”或反問句“……何可言”乃王羲之尺牘慣用語式。如《長風帖》：“哀情頓泄，亦難可言!”《旦夕帖》“言尋悲酸，如何可言？”等可見中古書信多用此語。

　　“妹”常出現在王羲之尺牘中。如《右軍書記》中所收王帖言“妹”事甚多，如“二妹差佳，慰問心”“武妹小大佳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冀當小爾耳”“曹妹累喪兒女，不可為心，如何”“賢妹大都勝前”等，可見王羲之所關心的“妹”不止一人，王對她們生活、出行、身體的狀況等十分關心，而其中《妹至帖》中病情不佳（“至羸”）的“妹”，亦屬其中之一。

　　《大報帖》帖文在王帖中屬難讀一類者，或因摹失、切割原帖所造成？“便”字闕左上半部分，王帖頻出嘆詞“哽”和“嫂”（女+更）”字，也許原字並非“便”字。因王帖中啟首多為“名+報（頓首、白、言等）”，准此習慣，日本學者遂認為“報”前之“大”字為人名（或小字）。但其前字“便”究竟為何字尚無法確認。“期”即“延期”，由於多見王帖中，根據內容可以斷定“期”“延期”即為王羲之七子中某人小字。

　　日本學者斷句作“吾日弊，為爾解日耳”，並釋大意為“我每日身體疲憊，如此度日只是為了你”雲雲，似有商議余地。我以為應斷句作“吾日弊為爾，解日耳”為宜。因為“為爾”之意並非為了你，而是依然如此的意思。故“日弊為爾”應解作“身體依然很疲憊”。“解日”也屬晉人尺牘特殊語詞，意為度日。

　　《大報帖》中的“轉呈”“日弊”“解日”等字之寫法也很有特點，與之書風較為接近者有上舉《足下散勢帖》、《衰老帖》等書風較為接近，而我們從《衰老帖》帖文中可知，王羲之那時已在晚年了，其中“弊”以及“日”的右下角部分，皆與《大報帖》寫法相近，書寫時間也應相距不遠，故《大報帖》乃至《妹至帖》或可斷為右軍晚年書跡之一，而且是一件相當精致的王書作品。

　　以上基於有限的信息並參考了專家、網友的意見，就《妹至帖》與《大報帖》的關系以及一些問題試做了假設性探討。此文不是結論，更不能與定論劃等號，這是需要說明的。

　　（作者系廣州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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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議

　　《大報帖》

　　《大報帖》已於1月22日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書聖王羲之”特別展上亮相。現在國內外學者大都認同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陳列科科長、書法史專家富田淳的鑒定，認為此帖為唐摹本。但也有一些專家提出異議。

　　知名碑帖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連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僅在網上看到過圖片，並未見過實物。對於日方推測此本為唐摹本，他表示，僅從網上公布的圖片來看，尚存有很大疑問：“不少字的筆道都比較肥，與以前被確認的王羲之書跡唐摹本還是不大一樣，與《姨母帖》的肥瘦勻稱也不一樣。”王連起認為，如果有當時日本遣唐史帶到日本去的証據，就可以認為這是唐摹本。但東京國立博物館官方刊載的信息，並無這樣的証據公示。

　　另據中華世紀壇藝術館研究員劉建業介紹，唐時，我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當年很多珍貴的文化藝術品被友好人士帶到日本。因此日本本土發現唐代遺存是有可能的。近年來日本曾多次表示發現了中國珍貴拓本，但經過中國文物專家考証后發現，存疑較多。劉建業說：“如果真的是王羲之唐代摹本，價值毋庸置疑，肯定非常珍貴。但是僅憑現在的信息量仍無法判斷，必須見到真跡后經過鑒定才能最終確定。”

　　此外，認同《妹至帖》與《大報帖》為同一帖的專家認為兩帖書風相近，皆為草書，都摹寫在灰白色的縱帘紋麻紙上，前者高25.3厘米，后者高25.7厘米，兩者僅相差4毫米，屬合理誤差。從書法風格來看，兩帖在筆法上是高度一致的，兩者拼合后，行高吻合，行距勻稱，頗有貫通之感。從兩帖的紙紋質地(抄紙過程中留下的帘紋)、邊緣殘損、橫折痕跡等幾個方面作比對，均可証明兩帖吻合。若不是一帖裁而為二，這種巧合的概率幾乎為零。但在沒有對比原件前還是不宜妄下結論。（本報實習記者 王溪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