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昭陵文物看初唐妇女着装的前卫性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时代，“贞观一朝”则更是唐时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政策开放，对外来事物能广泛包容，择其精华而汲取。

　　唐代女装摆脱了袍服的影响，接受了一些外来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新较为前卫的式样，出现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除了基本的上衫下裙搭配外，着男装或胡服也成了当时女性追逐的一种时尚。

　　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女俑形象，是初唐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女性丰富多变、前卫讲究的着装特点，更是反映出唐代是一个开发的社会，封建礼教对妇女生活干预较少。昭陵陪葬墓所出土的女子着男装或穿胡服就能说明这一点。

　　妇女穿男装，在《新唐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高宗尚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在唐代，给使内廷的宫人或着男装，称“裹头内人”。《通鉴》唐德宗兴元元年条胡三省注：“裹头内人在宫中，给使令者也。内人给使令者皆冠巾，故谓之裹头内人。”其所谓裹头，即裹幞头。陪葬昭陵的段简璧墓出土壁画《丽人行》中绘有三女侍形象。其前边一人戴黑色幞头，上穿圆领白色窄袖袍，下着红绿相间条纹波斯裤，足蹬高筒靴，束腰佩囊，女扮男装，双手拱于胸前，施以男子礼。郑仁泰墓出土《彩绘釉陶男装女俑》：俑头戴黑色幞头，脸圆润丰满，阔眉细目，朱红点唇，嘴角两边点有黑色面靥。上穿红色圆领窄袖袍，下着红、白相间条纹波斯裤，腰束黑带，双手袖于胸前，淡定自然，立于踏板之上。

　　女着男装，体现了唐代妇女性情旷达，不受约束的个性特征和刚强自信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传统的汉族服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旧唐书·舆服志》），适宜于乘舆。但在唐代前期，妇女对服式审美的角度并不倾向于褒博，反而比较欣赏胡服。

　　唐太宗贞观年间，政策开明，经济繁荣，吸引了不同的民族、邦国的使者、僧侣、留学生接踵来到唐土，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把异国文明带到中国，“贞观”文明也随之远播域外。在此期间，胡人（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的文化特别是胡服，使唐朝妇女耳目一新，纷纷效仿。自南北朝起，由于战乱不息，汉人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就特别重视对西方、北方少数民族服装文化的吸收，形成了“杂以戎夷之制”（《旧唐书·舆服志》）的官员服装现象。特别是唐代，朝廷废除了官员出外乘车的制度，要求骑马，这样一来，传统的汉式服装势必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所以，唐自建国始，官员在一般场合下的服装都比较简洁，其中又更多了一些“胡化”的成分。在朝廷官员服装胡化的直接影响下，妇女着胡服胡帽，自然而然，不过妇女更大胆开放，基本上都是直接拿来我用，因此，当代的诗人和史学家，才把她们当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大加渲染。

　　胡服的特点是：领袖窄小，腰间系革带，头戴毡帽或皮帽，脚蹬靴，穿小口裤，适宜于骑射。唐时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对妇女束缚较少，女子常骑马出外郊游，所以喜着胡服胡帽。唐时妇女的这种装束在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壁画和陶俑中比比皆是。如李贞墓出土《三彩女骑马俑》：通高35 ．5 厘米 ，长28 厘米 ，1972 年出土。俑头戴“山”字形宝相花纹翻沿胡帽，面庞圆润，细眉朱唇，额上贴有四个黑色花钿。内穿淡黄色窄袖襦，外套圆领半臂，左臂微曲，手置腿上，右手置胸前做持缰状。系淡绿色长裙，足着圆头履踩马蹬。

　　《旧唐书·舆服志》载“中宗即位，宫禁宽驰，公私妇人，无复羃蘺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形用。锇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惯矣。”这条史料，说从驾宫人戴胡帽、露髻驰骋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依此，部分学者误以为唐时妇女戴胡帽、露髻驰骋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肇自开元。从昭陵陪葬墓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些现象，初唐既有。这说明，出土文物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文献。

　　唐代妇女丰富多彩的服饰在昭陵文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实生动地记录着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正是昭陵文物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大唐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进一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