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西医关海森：中西医结合挽救天价文物

　　关海森

　　关海森在对藏品进行分析检测

　　关海森在为藏友做公益鉴定

　　自白大褂引进中国后，人们基本只能在医院看见人穿。但是，关海森将它穿进了古玩行。

　　他是中国第一个引进科学方法和工具来鉴别真伪的古玩行家。20年来，他运用和发明多种高科技手段和仪器，辨认出众多古玩赝品，考证出一些货真价实的文物，建立了庞大的真赝品数据库，人称“古玩行的西医大夫”。

　　但这位“高大上”的西医大夫，却非学“医”出身，而曾是一位“练摊”的草根。从一屁股坐在潘家园地摊旁，到如今端坐在实验室里，身边围着一群研究生，关海森的变化不仅是穿上白大褂这么简单。

　　令他破产的“潘家园大学”

　　近日见到45岁的关海森，他穿着一身迪卡侬的运动装。背稍有点驼，他说这是背了几十年旅行包背出来的。“我是大旅行家。”

　　关海森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出生，离黄河的拐弯处不远。童年的他，一边上学，一边放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辽阔的大草原，造就了关海森开阔的视野，也培养了关海森独特的“野性”。

　　关海森对古玩的热爱，应该说就始于童年。小时候，他常去家附近的戈壁滩上玩，那里有明清遗址，曾是当时的中俄贸易驿站。关海森在戈壁滩上能捡到一些碎瓷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上面有的画着小人儿，有的画着图案，很有意思，跟看小人书一样。那时，有本小人书看就不得了啦！”从小在牛背上长大的关海森，色彩启蒙就是从这些瓷片上才开始的，“对它们相当饥渴，毕竟自己的生活环境比较恶劣。”有一次，姐姐逗他说，只要把瓷片种在地里，给它们浇水，就能长出漂亮的图案来。关海森信以为真，将瓷片种好，浇水，结果等了好久都没有长出东西来，被姐姐嘲笑了许久。

　　这些瓷片，也成了他童年时代最值得炫耀的宝贝。他调侃道：“要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古玩收藏了。”

　　如今，他的女儿七岁了，也开始跟着他去北京的护城河、两广路等地捡瓷片，于是家里一处角落堆满了这些“破烂”。每次回到内蒙古，他也会回到戈壁滩上，在瓷片上寻找自己的童年记忆，并和孩子分享。

　　少年关海森骨子里秉承着草原人一泻千里的个性。高中毕业时，他完全可以考大学，但他放弃了高考，来到中俄边境，做起了被称作“倒爷”的边贸生意人，曾一天就挣了9000元。

　　生意几起几落之后，他对古玩的热爱被几位大哥重新点燃。那时，他来到了北京，开始了闯荡“江湖”的生涯，做过皮毛、木材、酒类生意，做过海关报关员，吃过各种苦，尝过各种滋味。

　　“自己也算是个牧民，从不把吃苦当作是磨难，相反，苦中寻乐，乐在其中。”关海森说。

　　1992年，他去潘家园练地摊，跟着师傅偷艺，看大量的书。“可以说是破万卷了，什么学科的书都看，潘家园就是我的大学。”

　　他认为，古玩收藏是边缘科学，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破万卷书也不够，“比如需要看航海知识的书，里面就有海水对物体侵蚀方面的知识。”但如此勤奋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关海森人生头次濒临破产，就是因为买了件假古董。

　　1992年，他被朋友设局进了东北一个小山村里，花6000元买了一个双羊尊，心想这下买到国宝了。回京大巴上，他抱着“宝贝”不敢睡觉。从东直门一下大巴，他便打车到了琉璃厂，找一名专家鉴定。没想到，专家一下把东西扔出了窗外，做假的部分掉了出来。这让关海森开始怀疑书本。他沮丧地想：“我看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可为何照样上当？”

　　打造古玩圈里的“兵器行”

　　转机出现在1994年——关海森第一次接触到鉴定仪器。这些“西洋玩意儿”让他看到了几丝“不再上当”的曙光。其实，关海森自幼就喜欢摆弄仪器。和重拾童年的收藏乐趣相似，他将自己对于仪器和科技的热爱发挥了出来，并将其引入了古玩鉴定当中。“这是一片无竞争的荒地。当时我来到这里，发现全是野草，一片新大陆。于是我就圈了这么一块地，撒什么长什么。”他说。这个几乎没有一点理化生基础的文科生，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20年的科技鉴定之路。

　　除了恶补相关学科的知识，关海森还要尝试各种仪器，测试其功能，改造其性能，打造自己的“兵器”。同时，他也重回潘家园，不再是买卖古玩，而是卖他的“兵器”。

　　如今在北京古玩城的实验室里，大大小小摆着关海森的十多种仪器。有的是他完全自主研发的，有的是二次研发。他先后发明了关海森文物鉴别仪、关海森白玉滤色镜、多功能文物珠宝检测光谱平台、UV检验灯、文物数码显微镜等文物爱好者普遍可以应用的工具。

　　多功能光谱检测平台、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分析仪等大型仪器及设备，是他近年来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海洋光学公司合作研发的。其中，LIBS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光谱分析仪可谓关海森的“镇室之宝”。

　　据说，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仪上装载的也是这样一台成分分析仪器。关海森引进并改造后，把它变成了功能多样的检测仪器，方便实用。

　　“我要让这些仪器功能搭配好，使用方便，还节省成本。比如我改造过的一套设备是30多万元，如果纯进口，将所有功能配备齐全，可能需要四五百万元。”关海森说。

　　而在用这些工具为众多藏友鉴定的时候，关海森不知不觉就积累了各类文物的正标本(真品)约30000多件，各类文物的负标本(仿品)约25000多件，品种包括：陶瓷、青铜、玉器、漆器、字画、金银器、骨器、木器、杂项及各类珠宝等。他多年来收集并整理了大量各类赝品的加工工艺、做旧配方等宝贵数据，图片资料有12万幅，视频资料有12500G，建立了中国第一大真假文物对比数据库。对于他来说，数据库也是他重要的“收藏”。通过比对数据，他的鉴定结果有了说服力。

　　一次，关海森被电视台编导叫去做节目，事先并没告诉他要鉴定什么。在几位专家都凭借眼力判断出一件抚琴仕女俑是真品时，关海森拿着他的仪器硬着头皮上场了。要知道，他并不熟悉陶俑。最终，借用数据库中别的门类的指标，他判断出局部有做旧的痕迹。这让准备给这件东西颁奖的主持人都傻了。但没办法，这就是仪器和数据的力量。

　　的确，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数据。然而，有些时候，相同一件古玩，用不同仪器，测出的数据是不同的。“科技很残酷，一个数据就能让你疯掉。”他如此感慨。现在，关海森带着几个研究生和两个徒弟一起做研究。“现在能够愿意踏踏实实搞基础研究的年轻人并不多，而有天赋能吃苦的更不好找。”他说。

　　曾有人建议，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可靠古玩标本收集起来，分析化验，做个数据库，再跟仿品比对，便可一目了然。可关海森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这种理念只适合于标准化生产的前提，古代生产都是非标准化的。”他说。2010年上半年，关海森完成了一篇有关青花瓷鉴定的论文。这一课题，他花了6年时间研究，又用了40天整理，写完后，关海森发现自己鬓角开始白了。

　　虽然白掉的头发没有变黑，但作为北京古玩城古玩珠宝检测修复中心的首席科技顾问，经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收藏家们捧着自己的宝贝登门拜访，关海森也因此碰到过各式各样的趣闻轶事。这些趣事，也让他更明白，科技鉴定和传统鉴定的密不可分。

　　三年前，一位香港收藏家抱着件宝贝飞到北京，要找关海森。

　　这件粉彩转芯瓶，跟那件身价5.5亿元的瓷器为同一个器型，它是从拍卖会上按民国瓷器拍来的。就算它是清末民初的仿品，身价也得在七位数以上了。而如果是乾隆时期的，那么价格肯定要过亿元。

　　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