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追讨日本掠夺的中国国宝级文物

　　不久前，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砥柱铭》在北京拍卖出了4.368亿元的天价，创下中国艺术品成交的世界纪录。不为人知的是，《砥柱铭》之前藏于日本，而且只是浩如烟海的珍藏在日本的中国国宝级文物之一。在中国文化复兴的今天，有必要对珍藏在日本的中国国宝级文物进行调查研究，并通过讨还、索要、购买、展览等方式促

　　使其回归。

　　古代日本受中国影响巨大，日本人对中华文化非常虔诚。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许多文物珍存千年至今，尤以古籍最为壮观。海上“书籍之路”使中国许多亡佚的稀世珍本在日本幸免于难，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与哲理。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藏中国清代以前古籍达7500种。日本东洋文库70万册图书中，中国古籍占1／3。这些“天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民国时期，日本趁中国战乱大量低价购进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品，客观上使一批珍品得以保存完好。大概在上世纪初，《砥柱铭》从广东流入上海，被南京人伍福购得。不久又流入日本，被私立博物馆有邻馆收藏。有邻馆藏有从殷代至晚清近4000年间大量中国艺术瑰宝。比如早几年拍卖的怀素《食鱼帖》、米芾《研山铭》都从此处流出。黄庭坚另一佳作《李白忆旧游诗》是有邻馆的镇馆之宝。

　　一方面购买，一方面掠夺，是造成大批中国文物还在日本的重要原因。日本侵略使中国文化古迹损害巨大，毁坏古迹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被掠走失踪。1937年，日本实行“金百合行动”，在南京至少掠夺6000吨黄金，东史郎等日军到处搜刮名人字画、古玩。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让人不面对来历充满疑问。该馆收藏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日本流风遗韵，千年不衰。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

　　近年来，台湾所藏文物回归大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不为人注意的是，比台湾所藏祖国文物还要浩瀚的国宝级文物仍在日本束之高阁。从近年大众文化热可以看到，人们带有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结，对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吸取是积极的，是自觉的，这种吸取精神食粮的回归，代表了中国目前人们审美情趣的主流方向，也体现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关注度。因此，促使珍藏在日本的中国国宝级文物回归势在必行。

　　笔者王锦思认为，针对不同性质的文物应该区别对待，比如被日本掠夺的文物，应该根据有关国际法则进行追讨索赔，要求日本给予相应的赔偿。对于以和平方式被日本购买的中国文物应该友好协商，以购买、展览等方式促使其回归，也是中日关系改善的良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