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话》中寻求答案
1942年秋,重庆“政治部三厅”。一天,王琦看到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小册子,《论文艺问题》,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我在负责全国木刻协会的工作,除了自己搞木刻创作以外,还写文章,组织筹办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王琦回忆,在国统区能这么早看到《讲话》很不容易,所以他印象深刻。
据王琦讲述,他在上世纪30年代学生时代起接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后来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才转向现实主义道路,才认识到艺术作品与大众欣赏的关系问题。“《讲话》帮助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理解文艺家与群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王琦曾著文表示,《讲话》提出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又提出文艺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特别强调了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以前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多少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比较平面地反映生活;《讲话》之后,我们不是机械地反映生活,而是比原来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
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王琦并不认为5·23《讲话》精神已经过时,“我们重温它,通过我们的文艺实践,会使它不断发展、丰富完善。”
“在实践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便从《讲话》中寻求答案。”“我第一次听到王琦的名字,是在整整40年前了。我的老师刘文西,在育才中学时受教于王琦,他保存了王琦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王琦的笔记、感想,老师常常看,常常发现他的新思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
不主张画家风格定型化
上世纪80年代,王琦创作的《平地青云》《大街上的旋律》,回到早年的黑白世界,1988年,王琦因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术后左眼视力只有0.2。“眼疾手术后,我从版画转向水墨,一晃也有20多年了。”转向水墨,重拾少年时代拿惯了的毛笔,恢复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和书法,王琦的艺术因生命的变化而得到延伸。
无论是《金色的田野》《独木成林》《农家小屋》《江南水乡》诸系列,还是与版画最为相似的《银色世界》系列,他皆以大块黑白来处理画面,以黑色的直线、曲线的同向性排列,达到强化形象的动势和节奏感的目的。王琦介绍,自己作画喜欢焦墨和侧锋,以素描方式画出物象的形态,确定明暗色调,再用淡墨和水晕染水墨效果,最后施以不同的色彩。他的风景画作,基于“计白当黑”的水墨画原理,亦是版画界的共识,不因不类于传统山水而失去其特有的审美价值。一如评论家刘曦林所言:王琦的水墨画,“与版画有相近的风神:清劲的阳刚风骨、学者文风般地精谨微妙、演奏乐曲般地流走跌宕、接近西画的造型、布局和空间处理。不是正宗的传统山水画,又为当今水墨画送来一股清新的春风。”他把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力度、油画的色彩融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了艺术的完整与独特。
“我从不主张一个画家的风格定型化。画家应当经常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与形式,而且应该经常保持创作的旺盛和上升状态。”王琦如是说。
展览中还有他的书法。早年学颜柳赵的楷书,后习魏碑的他,喜欢坚韧的狼毫,写出和刀锋一样坚韧挺拔、黑白分明的笔锋,线条苍劲、布局和谐,有着九旬老人的老而弥坚。他认同有什么样的画风,就有什么样的书风。他说,自己注重每一个字的结构、个别字与全幅作品之间的整体结构,哪怕年纪大了手不从心,离开预期设想,“偶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笔转刀,以刀换笔,近一个世纪岁月流转,刻下人生的印痕,画出历史的轨迹,95岁的王琦又一次踏上艺术新旅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创作好作品。我的作品都是从写生出发,如今我没有什么资料了,所以未来5年的作品肯定和现在不同。”王琦畅想自己的百岁画展,“希望有啊”。
“我要放开来画。”王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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