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林绘画艺术赏析及市场探讨

第三章：李可染和李宝林两者之间的绘画风格异同和市场探讨

１９７６年李宝林带着盈夹的画稿回到了久别的北京。１４年前离开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而今回来已是名满天下的人物画家。回到了文化艺术活跃的北京，老师和朋友们期待着他更出色的作品再次创作出来。不负众望他连续创作出了《毛泽东和罗荣桓在部队调查研究》、《大会师》、《人民领袖人民爱》（和陈雅丹合作）、《毛主席和牧羊人》（和陈雅丹合作）等获得了一致好评的大型作品。但是在１９８５年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五岳三山、今古风情”画展上，他却出人意料的以《江州晚霞》、《乐山大佛》等７幅山水作品参加了展览，并得到了恩师李可染先生的首肯和鼓励。这是他第一次以山水画家的面目亮相，也是他由人物而后山水的开始。

对于从一个人物画家转型画山水，李宝林先生说：“完全是受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感染所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中，可染先生的人品和画品最为我景仰。先生为人和善，忠厚待人，崇尚朴拙，追求深厚，这些特点与我相似，令我感到亲切。先生的话语不多，每一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充满智慧和哲理。”

李可染先生是一个艺术家中的思想者，他要求要有一种殉道士的思想。1986年，李可染对“河山画会”的画家们说：“我们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有过光明的时代，我可以预言，能否和西方文化抗衡，并能和它并驾齐驱的就是东方文化。”就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说到：“中国画到今天仍是蒙尘的明珠。”在他的《李可染论艺术》里我们可以看到：“学山水画：第一是学习传统；第二是写生；第三是集中生活资料再创作。”“在基本功中是最关键的一条是写生，写生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认识、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笔墨形成中国画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后他以造化为师，屡下江南，探索“光”与墨的变幻，形成独特的风格，可以以“黑”、“满”、“崛”、“涩”来概括其艺术内涵，无疑地，李可染为水 墨世界开创出新的格局。他的画面结构，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屹立千年的中国山水。一种范宽式的饱满构图，山势迎面而来，瀑布浓缩为一条白色的裂隙，用沉涩的笔调一寸一寸地刻划出来，绵绵密密地深入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纸上，表现了一种新时代最大最丰富的内容。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李可染先生山水画的价值主要是他创造性地探索出新图式，并表现出浑厚博大的精神力量。

相比较而言，李宝林先生的山水画，特别是近作，显然不像先师李可染先生那样执着于用写生的方法表达对具体物象的现场感，象他创作的《仰望葱岭系列》、《远山的呼唤》、《光》等都与现实中具体的景物、景象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甚至抛弃了具体的时间、季节、地域、空间等要素，完全是超越时空的具有现代艺术精神的表现，由此反而获得了更为宏阔深邃的意蕴，更深刻地表达了对山水精神的理解和个体生命的表达，天地物象与个体生命紧密地融合、和谐地交会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呤铺辞，莫先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五代时期的绘画大师荆浩说：“生死刚正，为之骨。”而积力成线又使人有“生死刚正”之感。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一篇有风有骨的文章就是好文章，同样一幅有风有骨的画就是好画。通观李宝林先生的作品，同时了解他有帕金森震颤的手病，便能强烈感受到“生死刚正”的意味。只是这类被学界所重的艺术作品，在常人的理解中还很难得到有效的共鸣。李可染先生的绘画艺术，打动了观众，在艺术品市场上取得了相当的业绩。1999年北京嘉德拍卖公司以407万元的高价拍出了一幅李可染先生的《万山红遍》，画幅仅为2．8平尺，创造了先生当时画作拍卖的最高价位，也创造了中国画单平方尺最高价位。随后的第二年北京荣宝拍卖公司又以501．6万元的价格拍出一幅李可染3．1平方尺的《万山红遍》，使李可染画作的拍卖价和中国画单平方尺价又创新高。现在，只要是真迹，无论是什么题材，不管是何种尺幅的作品，都成了藏家纷纷追捧的目标。

作为李可染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艺术界领军人物型的艺术家，李宝林的艺术成就为学术界所推重，其作品在市场上也有出现。在近来的拍卖会上也有了每平尺1.5万左右的成交业绩如出版于《当代中国画名家四条屏画选》（2005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的2003年作 《情系帕米尔 四屏》（138×34cm×4）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2005年的秋季拍卖会上以22万元成交，《苍茫雪域图》（136×68cm）和《疆山铁铸》（136×68cm）在北京舍得拍卖公司2006迎书画拍卖会上分别以12.1万和14万成交。只是这样的价位，在和他同样取得了艺术成就的同代人相比较，仍然是相当低的。甚至有好多略微有点艺术造诣，但很注重社会活动技巧的画家的市场情况也在这几倍之上。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市场是无绪的，更不能说投资者有问题，但这种情况的确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