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昭陵文物看初唐婦女著裝的前衛性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具影響力的時代，“貞觀一朝”則更是唐時的鼎盛時期，國力強盛，文化昌盛，政策開放，對外來事物能廣泛包容，擇其精華而汲取。

　　唐代女裝擺脫了袍服的影響，接受了一些外來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新較為前衛的式樣，出現爭奇斗艷的繁榮局面。除了基本的上衫下裙搭配外，著男裝或胡服也成了當時女性追逐的一種時尚。

　　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女俑形象，是初唐婦女生活的真實寫照，其女性豐富多變、前衛講究的著裝特點，更是反映出唐代是一個開發的社會，封建禮教對婦女生活干預較少。昭陵陪葬墓所出土的女子著男裝或穿胡服就能說明這一點。

　　婦女穿男裝，在《新唐書·五行志》中也有記載：“高宗尚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在唐代，給使內廷的宮人或著男裝，稱“裹頭內人”。《通鑒》唐德宗興元元年條胡三省注：“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其所謂裹頭，即裹?頭。陪葬昭陵的段簡璧墓出土壁畫《麗人行》中繪有三女侍形象。其前邊一人戴黑色?頭，上穿圓領白色窄袖袍，下著紅綠相間條紋波斯褲，足蹬高筒靴，束腰佩囊，女扮男裝，雙手拱於胸前，施以男子禮。鄭仁泰墓出土《彩繪釉陶男裝女俑》：俑頭戴黑色?頭，臉圓潤豐滿，闊眉細目，朱紅點唇，嘴角兩邊點有黑色面靨。上穿紅色圓領窄袖袍，下著紅、白相間條紋波斯褲，腰束黑帶，雙手袖於胸前，淡定自然，立於踏板之上。

　　女著男裝，體現了唐代婦女性情曠達，不受約束的個性特征和剛強自信不讓須眉的豪邁氣概。傳統的漢族服裝，“褒衣博帶，革履高冠”（《舊唐書·輿服志》），適宜於乘輿。但在唐代前期，婦女對服式審美的角度並不傾向於褒博，反而比較欣賞胡服。

　　唐太宗貞觀年間，政策開明，經濟繁榮，吸引了不同的民族、邦國的使者、僧侶、留學生接踵來到唐土，他們沿著絲綢之路千裡迢迢把異國文明帶到中國，“貞觀”文明也隨之遠播域外。在此期間，胡人（漢人對北方少數民族的一種泛稱）的文化特別是胡服，使唐朝婦女耳目一新，紛紛效仿。自南北朝起，由於戰亂不息，漢人為了便於行軍作戰，就特別重視對西方、北方少數民族服裝文化的吸收，形成了“雜以戎夷之制”（《舊唐書·輿服志》）的官員服裝現象。特別是唐代，朝廷廢除了官員出外乘車的制度，要求騎馬，這樣一來，傳統的漢式服裝勢必跟不上時代的要求，所以，唐自建國始，官員在一般場合下的服裝都比較簡潔，其中又更多了一些“胡化”的成分。在朝廷官員服裝胡化的直接影響下，婦女著胡服胡帽，自然而然，不過婦女更大膽開放，基本上都是直接拿來我用，因此，當代的詩人和史學家，才把她們當成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大加渲染。

　　胡服的特點是：領袖窄小，腰間系革帶，頭戴氈帽或皮帽，腳蹬靴，穿小口褲，適宜於騎射。唐時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對婦女束縛較少，女子常騎馬出外郊游，所以喜著胡服胡帽。唐時婦女的這種裝束在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壁畫和陶俑中比比皆是。如李貞墓出土《三彩女騎馬俑》：通高35 ．5 厘米 ，長28 厘米 ，1972 年出土。俑頭戴“山”字形寶相花紋翻沿胡帽，面龐圓潤，細眉朱唇，額上貼有四個黑色花鈿。內穿淡黃色窄袖襦，外套圓領半臂，左臂微曲，手置腿上，右手置胸前做持?狀。系淡綠色長裙，足著圓頭履踩馬蹬。

　　《舊唐書·輿服志》載“中宗即位，宮禁寬馳，公私婦人，無復羃蘺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形用。鋨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慣矣。”這條史料，說從駕宮人戴胡帽、露髻馳騁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依此，部分學者誤以為唐時婦女戴胡帽、露髻馳騁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肇自開元。從昭陵陪葬墓出土的文物來看，這些現象，初唐既有。這說明，出土文物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文獻。

　　唐代婦女豐富多彩的服飾在昭陵文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真實生動地記錄著當時的社會風貌和人們的精神狀態，這正是昭陵文物令人嘆為觀止的完美體現，也是對大唐經濟繁榮、國泰民安的進一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