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原稿尋回記：1947年在遼寧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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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半原稿早已遺失

　　書有了線索，劉伯濤看到了希望的同時，心情也沉重起來。當時正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沈陽、長春還沒解放，一位女同志能否順利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平安到達哈爾濱？即使安全到達，她又在哈爾濱什麼單位工作？對於這些問題，劉伯濤一概不知。

　　劉伯濤經慎重考慮，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請求黨組織幫助和支持，他連夜給遼東省政府寫了封求援信，請求組織協助找到那位女同志，把原書要回，歸還西豐縣。

　　信發出去五個月后，劉伯濤收到了兩部從哈爾濱還回來的《聊齋志異》原稿。他欣喜地將原來那兩部《聊齋志異》原稿拿來對照，四部書大小一樣，舊藍布皮的封皮一樣，書名的字跡也一樣。

　　劉伯濤找來蒲文珊，將四部書放在他面前，蒲文珊驚喜地說，這正是他精心保存了20多年的《聊齋志異》原稿。劉伯濤翻開書，找到一些字跡不一致的文章，問蒲文珊：“為什麼字跡不一致呢？”蒲文珊看了一眼，說：“代代先祖在傳書的時候都叮囑，書內不同筆跡的文章是蒲鬆齡的學生代抄的。”

　　蒲文珊說完這些，又告訴劉伯濤，《聊齋志異》原稿不是兩函四部，是四函八部。劉伯濤趕緊問另外兩函四部書的下落。

　　蒲文珊痛心地說：“光緒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帳下為幕僚。依氏多次商量借閱《聊齋志異》原稿，家父實難推卻，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就是現有的這兩函四部。歸還后，又把那半部借去閱讀。不久，依氏奉調北京后，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從此，依將軍下落不明，半部原稿隨之失落。”

　　歷經四個寒暑，劉伯濤終於在1951年，將蒲文珊祖傳的兩函四部《聊齋志異》原稿找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