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世界藝術博物館不能有錢就任性

　　畢加索 《椅子上的少女》

　　文、圖/廣州日報記者 江粵軍

　　隨著中國《博物館條例》的正式頒布實施，博物館的教育、研究功能越發受到全社會的關注。一些引進的世界級藝術展覽，更是在國內刮起了旋風。像此前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永遠的思想者——羅丹雕塑回顧展”，現在正在廣東省博物館熱展的“高棉的微笑”，都引發了觀眾極大的興趣。近些年來，中國藏家到世界上競買名家作品的熱情也日見高漲。而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提交了一份中國建立世界級藝術博物館的提案，並把一直為此事搖旗吶喊的北京大學教授朱青生的兩篇文章作為附錄上交。

　　那麼，中國真的有必要建立一個世界藝術博物館嗎？又該如何規劃建設呢？朱青生和其他藝術界專家就此進行了深入探討。

　　展現中國人

　　眼中的世界圖景

　　為中國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奔走呼吁了二十年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藝術史專家朱青生表示，從近代開始，中國已經有五代人為這一夢想而努力了。第一代是康有為，第二代是蔡元培，第三代是徐悲鴻，第四代是邵大箴，而他自己屬於第五代。其中艱辛，從徐悲鴻身上就可以看到。

　　當年徐悲鴻在歐洲留學時，於德國畫廊見到很多名作標價低廉，自己雖然因為學費負債“已及千金”，還“野心勃勃，謀欲致之”，於是跑到中國駐德國使館求助，無果﹔又與宗白華、孟心如等商議，想通過國內有識之士“謀四萬金，而成一美術館”，最終還是落空了。與此同時，日本一位畫家小島兒三郎，成功說服了他的朋友大原先生，代為奔赴歐洲四處收購西方名作，於上世紀30年代在倉敷建立了大原美術館，今天，日本更有羅丹博物館、國際美術館、西洋美術館……

　　為什麼文化界的名家們對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一直孜孜以求，夢想不輟？

　　朱青生說：“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首先有助於國人對於自己所處的世界以及人類整體文明的歷史進行了解，讓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從小就放眼世界。媒體時代，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瞬間看世界，譬如同步觀看世界杯。但要看清人類歷史文化的淵源，卻需要通過文物‘老相冊’，文化‘家譜’來認知，世界藝術博物館就是這樣一座歷史實物寶庫﹔其次，世界藝術博物館是借助對世界藝術品的展示來呈現一個國家對世界的評價以及對人類文明的研究和態度。據說中國現在已經有兩千多個公立和私立博物館了，但所有博物館都屬於‘自己看自己’或‘別人看自己’型的，現在我們要有一個博物館來看世界，讓別人知道你眼中的世界圖景是什麼，這也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胸懷及眼光的標志。”

　　中國美術館原副館長、評論家梁江也認為，今天我們的國力增強了，文化交流增加了，大家看到的東西多了，意識到這一問題的迫切性，是好事。不過，首先我們要明確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的功能、定位，在國家層面上去長遠規劃，才能奏效，而不能隨便看到什麼就收什麼，有了錢就一味“任性”地買。

　　梁江特別指出：“中國要建立這樣一個博物館，必須體現出一個大國的文化擔當和文明積累，以及這種積累在世界文化互動格局當中的交流碰撞歷程。從這個角度來講，世界藝術博物館首先是從中國的視角去看世界，選取那些跟我們有關系的、在歷史上產生過聯系的文物藝術品，從東洋、南洋到西洋，再跨越到地球的另一半，眼界不斷拓寬，才能反過來成為我們的一種觀照，從世界格局當中看清中華文明的歷史前行。這樣方有利於青少年擴大視野、打開心智、發展想象力。當然完全無關的東西，作為我們了解世界的實物、途徑，也是可以的，但並非主線。”

　　評論家徐子林對建立一個世界藝術博物館的訴求同樣表示認可，不過，他強調，雖然今天我們已經具備了這樣的物質基礎，但我們的文化視野、文化包容性、文化態度及知識積累，才是做成這件事的更重要保証。

　　世界藝術史大會

　　或可成推動契機

　　那到底我們在學術上、文化上是否已做了相關准備？朱青生告訴記者，明年9月，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將在北京舉行，這是一個很好的推進契機。

　　世界藝術史大會有著“藝術界奧林匹克”的美譽，每四年召開一次，而明年是其自1873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在西方之外的國家召開。“全世界有三四十個國家藝術史中心、國家藝術史協會，他們的專家都知道中國需要一個世界藝術博物館，不同程度地表示願意、甚至可以作為志願者，幫助中國通過各種渠道收集藏品。”朱青生說，“我們曾托比利時的老專家Simonet教授買過一張他們國家的小畫，他連畫框上脫落下來的一點漆都幫我們弄好了，想給他費用，他說他不是畫商，只是想幫助中國。這就是西方很多真正學者的態度。但也有一些奸商，想借助這個機會把畫價抬高幾倍到幾十倍，把中國的財富圈出去。這是兩種不同態度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借助國家的力量，不借助明年藝術史大會的契機把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提上議事日程，就會給奸商們以可乘之機。”

　　同時，不少國外藝術史專家紛紛表示可以到中國來開課。“法國國家藝術史協會、德國國家藝術史協會和意大利國家藝術史協會，甚至都已經選好了專家等候東風。德國和法國的退休年齡是67歲，這個年齡的專家知識積累非常豐富，他們願意到中國的大學裡來培養學生，也願意接受中國學生到他們國家去讀博士。現在國家教委也有一批特殊的獎學金准備支持這一項目。”

　　朱青生還透露，北京大學正在推進世界藝術史研究中心的建立。而盧浮宮學院(世界上最早也是最有名的研究世界藝術史的學府)的院長和教務長，今年暑假也將到訪北大和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尋求合作。“今年夏天就有五名北大學子可以到盧浮宮學院免費聽課，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另外，國內有兩位知名人士捐贈了五十萬歐元，作為將盧浮宮藏品的說明牌同時翻譯成中文和英語的專項基金。我們將派出一個團隊和盧浮宮學院合作，用幾年時間完成這一工程。盧浮宮藏品的說明牌一直僅有法文，這其實也是我們為世界做的一件好事，顯示出中國人對世界藝術的一種關懷。同時可以改變世界人民對中國人形象的理解——富起來的中國人並非隻會到巴黎買奢侈品，也有人願意為中國人民了解世界文化、為世界人民了解世界文化而貢獻自己的力量。”盧浮宮的這一翻譯項目，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朱青生曾經得知有一批海外藏品，如果國家出面整體購入，不超過4億元人民幣就能獲得，其中包括了莫奈、米勒和庫爾貝等人的作品，也包含了文藝復興時期一流大師的一般作品。這些作品收藏記錄齊全、流傳清晰有序，完全可以成為世界藝術博物館繪畫體系的一個很好班底。

　　“公私合力”有賴

　　國內藏家更成熟

　　當然，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除了依靠國家力量和學術界的交流，也不應該把藏家排斥在外。假如當年徐悲鴻能得遇一兩位像大原那樣的中國有識“金主”，那麼我們也許早就有一個世界藝術博物館的雛形了。

　　“我的意見一直是讓藏家們和學術界、國家的文化部門合作，三駕馬車齊力飛奔，把世界藝術的彩虹牽引到中國來。”朱青生如是說。

　　不過，徐子林坦言，中國藏家現在想獲得世界上有價值的藝術品，機會非常小，需要特別認真謹慎，尤其要相信專家，不能盲目自信。“我們都知道，國外很多知名博物館的藏品取得，其實是來自於藏家的捐助。不少藏家殫精竭慮地收藏名品名作，為什麼願意將畢生財富捐獻給博物館？就是因為他希望讓自己的藏品進入博物館系統，‘青館留名’。從中也反映了，國外藏家收購藝術品的唯一標准就是博物館的研究方向。他們的目標是，即便藏品進入不了博物館的收藏系統，也要進入其價值系統。我們常在拍賣會上聽到這樣一句話：這是博物館級別的藏品，無非為了說明其規格之高。現在，國際上許多最優秀的藝術品已經被世界各大博物館或藝術機構收藏了，很難再轉讓，拍賣市場上只是民間藏品，那就是泥沙俱下了，必須具有火眼金睛。現在中國藏家熱情參與其中，雖然從長遠看是好事，但在判斷力上恐怕還需要提高。譬如我們高價拍下畢加索和梵·高的作品，首先要認識到這樣的拍品在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體系當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有什麼樣的價值。不清楚其歷史價值，盲目競買，可能就當了冤大頭，淪為笑話。當然，那種純粹為了炒作，不高不買的情況除外。另外，很多中國藏家不是按照一個線索去做收藏，而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亂買東西，相互之間完全不搭調，最終隻得到一鍋大雜燴。沒有文化情懷，缺乏文化高度，這樣的收藏永遠隻能是個人秀，要捐給博物館也很難，更無法形成一股合力。”

　　因此，公私合力建立世界藝術博物館，也需要國內藏家的日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