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宜擯棄“地域之見”

做編輯有時會發現一些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各地來稿中，本土情結、鄉土意識比較明顯。本地作者推崇本地藝術家、學者比較多，且此種現象，並非個案。應當說，當代藝術界的繁榮，與開展地域性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各地研究者對於研究本土藝術家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有力推動了當代學術的發展，這也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地域學風”現象。而且，很多地方學人研究本土藝術家，多是情感或使命意識，而非功利的驅使，這不但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動。但問題往往也隨之產生。很多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對象無限拔高，比如將一些地方的二三流乃至未必入流的藝術家無限拔高為一流。以情感判斷取代學術判斷，並不一定是壞事，如文學創作，是可以的。但如果將情感判斷等同於學術，則是學術之害。

研究學術或藝術，若沒有情感，沒有激情，沒有對鄉土的熱愛，沒有使命意識，恐怕是很難做好的。但問題往往也在於此。如果將鄉土意識、本土情感過多摻入學術研究中，則是學術之大忌，甚至是大害。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人類理性之准繩。既為公器，則不可以為私人情感宣泄之物﹔既為理性，則不可以為經驗意識之表征。這是一個兩難命題。沒有情感投入，誠然不能為學術，但為了情感而學術，則是學術之害。故此，須因學術而情感，而不能因情感而學術。因學術而情感，方能擯棄世俗﹔因情感而學術，則易先入為主，泯滅學術的客觀標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不可顛倒。

“地域學風”“地域之見”，自古有之，在民國五四運動之際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門戶之見”學風的延續。“門戶之見”並不一定是貶義詞。有門戶，才有爭論，無爭論，則無以為學術。過去的“門戶之見”，主要表現在師承門派的爭論，但“門戶之爭”往前一步，則是“意氣之爭”。“意氣之爭”是中國文人情結的典型表征，未必是壞事，但對於培養理性的學術意識而言，則又是害莫大焉。梁啟超曾說過，“門戶之爭”是三千年中國學術之大幸，“門戶之爭”又是三千年中國學術之大害。可謂的言！某種程度上說，過去的“門戶之爭”已演變為今日的“地域之爭”。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地域學風”現象呢？最主要是根深蒂固的鄉土中國意識的影響，以及地理上的交通阻塞造成的。在今天，不論是地理交通，還是信息交通，早已十分發達，然而，這僅僅只是表面。地區與地區之間，要有高規格的學術信息交流等形成基本的學術共識。否則，就會眼界狹小，隻看到本地的好，看不到外地的好。中國人強烈的地域觀念與鄉土情結，固然有利於形成濃厚的地緣文化，有利於形成穩固的鄉土社會秩序，然而，這種鄉土意識的存在，卻是現代學術、現代文明的最大阻礙。鄉土社會對於發達的文明，往往有著天然的阻隔與排斥意識,往往喜歡自娛自樂、安於現狀，排斥一切進步的藝術思想。

所以，清末康、梁的維新變法，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便是發達交通。交通發達，則能識萬國地理，使得各地的藝術與學術交流空前活躍起來。也正因如此，維新變法運動對晚清民國的藝術思潮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書法領域的碑學、美術領域的西洋人體藝術、西方寫實藝術等，都與康有為等人的推動不無關系，甚至，康有為弟子如梁啟超、羅癭公、劉海粟、徐悲鴻、蕭嫻、羅復堪等，幾乎都是這方面的先鋒人物。繪畫大師黃賓虹，早年即是維新變法運動的先鋒人物，他在繪畫領域的革命，可以說直接受到維新變法思潮的影響。換句話說，如果黃賓虹僅僅寓於新安畫派或浙派，則斷不可能成為黃賓虹了。

一個偉大的人物，不隻屬於本土，而是屬於整個民族。如果蘇東坡隻屬於四川人，恐怕河南人、浙江人、江蘇人、山東人、廣東人、海南人都不會答應，全中國人都會笑話。

（作者系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