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
這些年,青年當代藝術家的展覽出現扎堆的現象,而對於青年藝術家作品和操作模式的批評也變得越來越尖銳。操作模式方面的批評主要是指對青年話題的過度消費以及代際劃分的合理性﹔而作品本身的批評則主要是針對其小清新趣味和設計化的創作方式。的確,現在不少青年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太過小資、小調、小智慧,而缺乏強烈的社會、政治、思想以及視覺的撞擊感。我想,我們可以指責青年當代藝術家的媚俗、缺乏時代的擔當精神,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反思一下現在看似寬鬆的當代藝術平台到底是怎樣的。
首先,看看我們現在發掘青年藝術家的方式,從學生畢業展到地方性以至全國性的青年群展、博覽會﹔從朋友圈及各地策展人的推介到各種媒體報道和畫冊的傳播,我們已經使出渾身解數來尋找當代藝術的“新星”。在這裡,方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要發掘的是哪方面有潛力的藝術家?似乎最終還是落實到市場潛力上。受藝術市場的引領,當代藝術的媒材呈極度不均衡的發展狀態,油畫媒材以及“新水墨”創作發生極大膨脹,其他媒材,比如影像、裝置並未獲得比以前寬廣多少的發展渠道,甚至在繪畫圖像的逼壓下,有些裝置、影像藝術家的生存處境顯得更為窘迫。在今年的“藝術北京”藝博會上,我們看到了受流行趨勢影響下的“新水墨”的備受追捧,這並不代表新水墨真的在語言和觀念上有了飛躍,而是整個社會文化心理和藝術操作所導致的結果。當然,有些藝術機構也在著力於未來藝術收藏趣味的培養,比如北京匡時特設了青年藏家邀請展專場,展出徐震、鄭國谷、關小、劉辛夷、李明等人的影像、裝置、多媒體觀念作品,以發掘青年藏家對於前衛藝術的收藏潛力。
再則,在面對國際方面,現如今的青年藝術家,不少接受的是國外的藝術教育,掌握的是比較流行的藝術創作方式和思路,他們已經逐漸跨出了以東方符號和對抗取勝的階段,變得如此的國際化和去身份化,這些應該是值得欣喜的現象。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喪失了之前那種以邊緣姿態和不同聲音攪動當代藝術格局的活力,變得如此的均質化,成了沒有在地性和思想力量的當代藝術流行趣味的印証品。一方面,他們對於國際的藝術系統比較熟悉,懂得進入這些系統的通道。另一方面,中國當代藝術系統也日漸致密化,經由某些美術館、畫廊、收藏家、策展人、機構負責人等,已經編織起非常強大的國際網絡。於是適應這套體系成為年輕藝術家必然面對的課題。雖然有不少年輕藝術家以各類自我組織的方式反思這個體系,但是這種反思大部分屬於既有體系所能容納的范圍,他們制造出聲音,然后順利被這個系統接納。藝術的邊界也在不斷地拓展之中,年輕藝術家們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輕鬆的揶揄和調戲,成為藝術系統樂見的調料。
還需談及的是,國內藝術界非盈利事業和基金會制度的薄弱將藝術和批評的學術性一塊傷害了。
在現在這個畫廊、拍賣行、美術館、學院、媒體、藝術家、批評家等幾乎被扭結成一套運作體系的當下藝術界,批評家能夠僅憑自身力量突圍出來嗎?藝術家能夠僅憑自身力量突圍出來嗎?
誠然,一些美術館和民間藝術機構也在力圖基於自身的獨立判斷來挑選藝術家,但對幾乎所有文化藝術系統均產生效應的國家產業化導向擺在那裡,當代藝術龐大的生產機制擺在那裡,你如何充分堅持你的立場?同時即便你以自身眼光推介出這些藝術家,他們的后續支持力量又在哪裡?這樣說並不是要抹殺那些獨立空間和有文化理想的展覽、展會的功效,它們的許多工作必然對整個當代藝術的生態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因為客觀的原因,它們的工作也備顯艱難。
總體說來,與以前的當代藝術家相比,青年當代藝術家進行具有挑戰性和思想力量的藝術創作的平台並沒有更好,他們依然面臨思維形態的壓力,同時又受到商業資本導向的巨大沖擊。他們要獲取真正有效的平台,從小處看是有賴於獨立的藝術資助基金的建立和發展,大處看則需要整個藝術體制系統工程的變革。隻有從制度上,盈利和非盈利的藝術系統能夠分級分層、有序地發展起來,當代藝術家的生態鏈才是良性的。但我們不能坐等機遇的降臨,這裡面有青年當代藝術家自身的責任,也有著力於為青年當代藝術家打造平台者的責任。
胡斌(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副教授、藝術管理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