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美術界怪現狀：紅包批評泛濫

　　新世紀以來，藝術界的批評文章產量驚人，報紙雜志、學術刊物、畫冊圖錄及研討會上，各類文章層出不窮。而這其中，“紅包批評”、“格式化批評”、非專業批評的泛濫成為國內美術界的“怪現狀”。

　　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撰寫美術評論往往出自興趣和研究的需要。進入90年代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發展與繁盛，各種藝術博覽會、拍賣會此起彼伏，使美術評論也逐步走入市場，美術批評家開始職業化、商業化，向評論對象收取“潤筆費”也逐漸“合法化”。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薛永年提出： “美術批評旨在弘揚真善美，批評假惡丑，既體現社會化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藝術品評標准，又是批評家個人的發現與創造。”然而，當下“美術批評已經變成了服務性行業，批評文章成了文字花籃。藝術家做展覽或者出版畫冊，批評家就拿文章去賀喜。紅包批評、有償批評大行其道，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社會價值觀的塌陷。因為，學術文章已深深打上了商品屬性，它在市場上可以流通，而且批評家的名氣越大，價格越高，流通性越好。” 紅包批評、有償批評使得有些美術批評家成了藝術家的吹鼓手，喪失了基本的學術標准與價值底線。

　　另一方面，“格式化美術批評”大行其道。一些美術批評文章，從頭到尾充滿了溢美之詞﹔還有一些美術批評文章，隻需把評述的對象換個名字……如此種種，喪失了美術批評的基本倫理，這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的美術批評。有些美術批評家對甲褒揚，對乙也贊賞，而甲和乙則是完全不同的審美價值取向，這就喪失了美術批評的基本立場，是一種對自我的不負責任，對人格的不尊重，更是對學術的不尊重。

　　的確，我們正處於一個美術批評文章特別高產的時代，但這又是一個批評缺席、失信失語的時代。所謂失信，亦即批評文章缺乏公信力。好像批評不需要學理的支撐，桂冠可以靠市場來打造。所謂失語，亦即對該批評的現象默然無語。是以用西方的理論體系來闡釋中國當代美術的發展，用外來詞語來描述中國的美術現狀，是西方學術語的濫用，亦即“中國文化的失語”，中國文化的缺位(薛永年語)。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梁江憂心地表達：“這是一個批評嚴重異化的時代，批評家所寫的文章，不再是真知灼見，變成了可以流通的商品。現在，說真話真的很難。”

　　其三，非專業的批評泛濫。市場型美術批評的文章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源於藝術市場力量過於強大，綁架了美術批評。這類批評者群體大多由非相關的領導、美術行業官員、媒體記者、報刊雜志編輯、畫家好友等組成。這樣一個批評者群體“制造”著大量的“美術批評”。除了缺乏美術專業的真情，對於那些需要專業訓練和平靜耐心才能解讀的作品，許多批評者採取了粗淺的態度待之，不顧藝術與學術的規則。非相關的領導和美術行業官員事務多，能騰出時間靜心寫一篇美術批評的文章，確實很難，所以代筆捉刀或挂名發表在所難免﹔媒體記者、雜志編輯有些非美術專業，缺乏美術專業的訓練，只是積極爭取業績而應付工作，缺乏投入美術的真情，和專業的眼光﹔至於畫家好友只是錦上添花，少見有深度的美術批評。這些非專業批評不僅在學術上毫無建樹，一定程度上更造成了美術批評界的亂象，滋生腐化與退化，實在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對於“美術批評”，通常學術上的定義為，以一定的標准對美術作品或美術現象所作的理論分析或價值判斷。美術批評是美術欣賞的深化，它在感受的基礎上，以理論分析揭示美術作品、美術現象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它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並溝通、協調創作與欣賞的關系，而且要辨別真偽，以提高美術創作質量和社會藝術欣賞水准。

　　基於對美術評論的此點認識，筆者以為美術批評家應具有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在研究和寫作中不僅要對作品負責，對藝術家負責，更要對中國文化負責。美術批評家要順應時代要求，立足優秀民族傳統文化，以開闊的視野和無私的情懷，扎扎實實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國精神和氣度的優秀畫家、雕塑家、建筑家、設計師、工藝美術師和民間藝人，把他們推介出來，使之成為建構中國美術主體精神偉大事業的領導者和生力軍。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寄語文藝評論家：“要提倡實事求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說真話、求真理、訴真情的學風，提倡認真攻讀、深入生活、耐得寂寞、淡泊名利、享受孤獨、潛心學術的學術品格。”美術批評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