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事屐痕 何家英 自述

繪畫對我而言也許是一種天性，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它。那時隻要有個紙頭，就要畫上點東西。小時候家裡窮，哪有什麼紙張供我畫畫呀！母親為維持生計給服裝廠做外加工活，盛扣子的小紙盒就成了我畫畫的寶貝疙瘩。雖然父親總在家裡寫文章，有稿紙，但一張都不許我們用，因為那是公家的。

四五歲時，隨母親上街，回來總是把看到的東西畫出來，什麼馬拉車、汽車、電車、橋梁……盡收筆底。有一次母親說我畫的電車不對，說人家電車的連杆是弓形的，而我卻畫了兩個小辮子。我辯解到：有軌電車是弓子，無軌電車是兩個小辮子。可見，我是很注意觀察的。我家臨街，常見有馬車過往，我把馬畫得像模像樣的，於是大人們都夸贊我。哥哥也躍躍欲試，畫了個毛驢，結果把驢頭畫成了人腦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這種畫畫的天性也許是有些遺傳的，祖父就會畫畫。小時候我們家挂過他的畫，至於好壞就無從判斷了。他寫得一手好字。我姐說，她寫大仿（描紅）都不用買字帖，而是由爺爺給寫帖。不過因為爺爺在鄉下老家，不和我們一起生活，對我畫畫也沒有直接的影響和幫助，我想大概就是遺傳基因在起作用。

1964年，在天津“石牆子一小”上小學時，班主任范老師家訪時得知我愛畫畫，就送我參加了學校的美術班。我隻上了一次剪紙課，就趕上了“文革”來臨而停了課。那位美術老師再也沒見著過（記得他姓李，形象我還記得很清楚：不胖，高高的個子，兩個大鼓眼兒）。在停課的日子裡，我總幫著給街道上的大人們搞宣傳、畫漫畫。復課以后，也幫著班裡搞專欄、畫板報。四五年級時還在學校宣傳隊干過一陣子，但我不是當演員的料，根本沒有那個“范兒”，最后還是給同學化化妝、接個短什麼的。

1970年，我到天津衛國道中學上學，又因我有繪畫的特長而參加了學校的美術班。老師叫畢文金，可又隻上了一次課，學的是象形文字，老師便走了，再沒有了音訊。因為宣傳的需要，學校政工組組織起幾個同學來負責宣傳工作，什麼寫標語、出專欄、寫通知、畫宣傳畫、刻蠟板、印小報、印試卷，都由我們干，就是學校文藝宣傳隊演話劇的布景也由我們搞，那真是一種鍛煉呀！也許這就是命裡注定了要成全我，在沒有老師的狀況下，一切問題都由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鍛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組長是一位比我高兩屆的學兄叫門如山，他對我的幫助很多，他善於思考，思想活躍。我真正學畫入門實際上是從他開始的，在那時我才懂得了學素描、畫速寫的道理，也從他那見到了前蘇聯的《素描教學》一書，知道了黃冑，見到了黃冑作品的剪貼圖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阿娜爾汗》招貼，那實在是太美了！從此，我的速寫便從學習黃冑開始了。對我學素描幫助最大的還有那本《工農兵形象選》，裡面有靳尚誼、朱乃正、伍啟中、林鏞等先生的素描頭像。在那個很少有書看的年代，大師們的這些作品成了我學習繪畫的唯一學習范本，它們讓我始終全神貫注、如飢似渴。

我真誠地感謝門如山，是他把學畫的師傅一一引薦給了我，其中有孫長康、尚鴻玉、李墨等老師。最初，我是從西畫開始學畫的，因為我的幾位老師他們也都是學西畫的，如我父親同事楊金嶺，我哥哥的同事崔俊臣，還有印染廠的設計師張學強。從他們那裡我漸漸入了門道兒。師傅們也特別喜歡我，因為每次求教我都帶去一大卷子畫，而且進步非常快，老師們總是喜歡比較聰明和勤奮的學生。

與門如山在一起的日子令我難忘，我倆時常形影不離，總在一起搞宣傳、一起畫畫，幾乎每天畫到半夜兩三點，早晨預備鈴響了才起床。后來我們一起參加過河東文化館和二宮辦的美術班，從此走上了正路。記得文化館的孫項博老師上的第一課教的是用大直線起稿，這是素描的基本手法。他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路子很正。在文化館學習期間，還第一次看到了張德育、於復千老師表演水墨人像寫生。那時我們不知天高地厚，膽子特別大，上中學時就開始搞創作了。

除了在學校搞宣傳、畫畫外，我還要幫班裡出板報，組織課外活動，如航模、木偶，都是由我和其他班干部一起組織的。現在想起來，中學豐富的課外生活造就了我獨立思考的能力，為日后在事業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74年，初中畢業后，我本來可以繼續讀高中的，但由於“四人幫”的影響，教學又陷入了無序狀態。學不到什麼東西，於是我選擇了插隊。在等待分配的半個月裡，我和幾個畫友天天到美院門口的金鋼橋公園畫速寫。這種突擊性的練習進步非常快。

我來到了天津寧河縣趙東公社大鄧大隊，這是個學大寨先進隊。村不大，隻有兩個小隊，大隊書記陳作中算是個知識分子，為人正直，思想活躍。我在這裡確實的到了鍛煉。這個村人不多，地不少，但都是低窪地。大隊搞農田水利工程，我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挖溝，每人每天要甩出十個立方米的土。有時干不完，常有鄉親幫我收拾殘局。雖然艱苦，但我仍然沒有放下手中的畫筆。偶爾包工回來得早一點，哪怕隻有20分鐘我也會提著小畫箱出去畫張色彩風景。下地干活時我的口袋裡也總裝個筆記本，當速寫本用，一休息便掏出來畫上幾筆。到了晚上還經常到老鄉家畫速寫。有時夜裡開會，沒有電，我便躲在農民背后，摸著黑畫那在馬燈前講話的人。這樣的情景，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想象的。

縣文化館很快知道了我的特長，由張揚老師來看望我，他的主要任務是來組織農民畫創作的。張楊老師從不以老師自居，而是耐心地啟發我，講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在這兩年的艱苦歲月裡，正是有張揚老師的幫助才使我能夠堅持創作，並不斷進步。每當我持續挖溝兩三個月實在難以支撐下去而不知哪一天倒下就起不來的時候，就會接到文化館的通知，調我到縣裡或市裡去搞創作，真是上天的關愛！

1975年，我被借調到天津搞創作，有幸與天津的著名畫家孫克綱、張德育、杜滋齡等老師一起畫畫，有了他們的幫助指導，進步非常大。創作的《小獸醫》參加了在日本的展覽，此作后來被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1976年我又被借調到天津文化局搞農民畫，很巧，張楊老師也和我一起搞。在畫一位赤腳醫生撐船出診時，我不會畫水，張老師就帶我去天津藝術學院找到王頌餘先生，讓我跟他學畫水﹔不會畫蘆葦，又找到孫其峰先生。記得孫先生總是一邊示范一邊指導我：“別換墨、別換墨，這樣從濃到淡層次會特別豐富”。孫先生的教誨，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的兩張畫完成后，與張老師商量，說我明天就回村裡。張老師關心地說：“你還是休息一天再回去吧！”的確是太累了，是應該好好睡上一覺了。這一夜我睡得特別死，就在我酣睡的時候，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在萬分驚恐之中，等我沖出房間時，地震已經停止。當時我手裡拽著一條毛巾被，我與張揚老師和王春景老師三個人就是用這條毛巾被在淒淒瀝瀝的小雨中度過了終身難忘的凌晨。天亮了張老師首先想到的是讓我回家看看。還好，我的家人都平安，於是我趕緊騎輛自行車返回文化局，本想讓張老師騎車回家，誰知張老師已經徒步回蘆台的老家了。我心裡特別難過，后悔沒能給張老師騎上自行車。慶幸的是張老師一家人都平安無事，真是好人有好報啊！

半年后張老師把我送進了天津藝術學院，對我充滿了期待。他經常來看望我，也經常給我寫信，鼓勵我學習，還許願將來在他百年之后把他的所存畫冊都送給我。張楊老師待我恩重如山，讓我終生難忘。

進入了藝術殿堂，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我夢寐以求進入藝術殿堂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了。

此時，正逢“十年浩劫”結束，國家百廢待興。學校的課堂上終於可以講“形象思維”了，教學也走上了正軌。天津藝術學院的老師繪畫基礎很扎實，我在這裡得到了眾多老師的指導，進步是突飛猛進的。尤其是劉天呈老師，他使我在素描的認識上開了竅，懂得了處理關系的微妙性。他說：對和錯就差一點，甚至要靠錯覺來表達。我們學院有一張李天祥畫的大衛石膏像素描，如此的深入程度使我驚訝，我才知道素描是不能停留在大感覺的“素描味”上的，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終於敢畫出我看到的事物真相了。

有一次劉老師布置了一張“煉鋼工人”的素描作業，擺好模特，提出了要求就去北京了，一個星期后，劉老師回來看到我已經完成的作業（見圖），十分高興，認為我是個好苗子，於是就給我“吃小灶”。因此，我在劉老師那裡看到好多歐洲大師的畫冊，並在老師的分析中知道了許多繪畫的基本道理。劉老師還教我欣賞南唐后主李煜的詞，那種婉約的境界深深地感染著我，與我的心境和情趣相對應，為我日后略帶傷感的審美取向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我的工筆畫是楊德樹老師教的。楊德樹老師有著深厚的傳統功底，他曾從師於中央美術學院的劉凌倉先生。我通過臨摹《簪花仕女圖》掌握了工筆畫的基本技法，在白描寫生和工筆重彩寫生作業（見圖）上已經初顯出我在工筆畫上的潛力。

后來通過對法海寺壁畫和永樂宮壁畫的考察和臨摹，進一步對工筆畫有了新的認識，也就是說是楊德樹老師把我帶進了工筆畫的大門。當我再看到時下工筆畫展覽時感到遠離了工筆畫本身的語言和品格，形象是大眼睛雙眼皮、小鼻子、小嘴、小下巴，已與傳統審美有了很大的差別。我心裡暗想將來我畫一張工筆拿出來看看，這似乎有些狂妄，但卻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我對工筆畫有獨到的認識。

我一直以來都是對寫意畫十分鐘愛，尤其是對黃冑和石齊的作品非常喜歡。喜歡那種大氣淋漓的感覺，為了能見到他們的作品，我到北京琉璃廠的畫廊去找，隻要有一張畫，我也會看上半個小時。學校有幾張黃冑的畫，都是20世紀60年代的精品，我都臨摹過，實在太精彩了！我常去北京北海公園畫舫齋，那裡總有畫展，記憶最深的是展出黃冑、吳作人、葉淺予等幾位大師的速寫。我在一星期之間，把黃冑的速寫都臨摹了一遍，並認真體會他素描的奧妙。當時我認為，中國畫家的素描也隻有黃冑能與世界大師相媲美，它是那麼自由、感性、舒展，縱橫於紙面，而細節處又是那麼精妙。

我如此鐘情於黃冑先生，卻無緣見上一面，有好幾次機會都擦肩而過。最初有黃冑先生的同學安民先生帶我去拜訪先生，不料先生不在家，鄭文慧阿姨接待的我們。第二次是后來去北京京豐賓館，正趕上開全國政協會，我就住在黃冑先生對面的房間，可惜那天先生回家了。第二天我回市裡辦事，中午沒趕回來，恰巧這個中午先生請在飯店畫畫的畫家吃飯，我又錯過了一次機會。第三次是先生病重之時，我托朋友聯系想去看望先生，因病情較重，家屬謝絕了。哪知先生不久轉院廣州，便一去不復返，永遠離開了我們……令我再也無法見到我所敬仰、崇拜的老師了，這是我終身的遺憾。

上大學時我想再拓寬一下自己的視野，不局限在天津的范圍內。張德育老師給我引薦了石齊老師。我去拜訪時，石齊老師開口便說：“你們天津的張德育才是了不起的大畫家呢！應該好好向他學習。”事實上我也的確向張老師學了不少東西。石齊老師看了我的畫說，畫得很好，如果再瞎畫一點就更好了。

除了學習黃冑先生以外，我更是博取眾長，還學蔣兆和、王子武，還有方增先、楊之光、張德育、石齊、盧沉、周思聰等等。

當時，張德育、盧沉、周思聰、姚有多等老師都來過我院做過示范表演，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也曾拜訪過盧沉、周思聰老師，他們都給予我很多幫助。可以說我學習黃冑是不純粹的，裡面夾雜了許多其他老師的東西，而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注重自己對對象的感受。在大學期間我還畫過《一袋干糧》、《小豬倌》等。

大學三年級時，也就是1979年秋天，為搞畢業創作，我和幾個同學一起來到了山東長島縣大欽島深入生活。我畫了很多水墨寫生，但偏偏找不到創作題材，帶隊的楊沛璋老師左一個構思，右一個點子，很讓我羨慕。后來呂雲所老師也來到島上，他開導我：你別把事情想得過於復雜，你善於畫女孩子，你隻要能找到一個理由把幾個女孩子組合到一起畫出她們的形象就行了。我頓然開悟，經過又一段時間的仔細觀察和聯想，我把每天去海上養殖廠干活的女工安排在一隻船上，她們在回家的路上歡聲笑語，此情此景，令我頓生創作靈感，回來后一氣呵成，完成了畢業作品《海田歸》。作品參加了畢業展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系領導和老師們都認為我應該留校，可是那時的分配政策是哪來哪去。我從寧河縣來，自然得回寧河縣去，頂好了分配到文化館工作。當時我根本不懂得托關系、走后門，隻能任由命運的擺布。好在當時浙江美術學院要招收工筆畫研究生，這成為了我改變命運的唯一希望，於是我報考了浙江美術學院研究生。當時我又畫了一張工筆人像寫生，加上在海島的寫生一並寄到浙江美術學院。

就在這個時候，天津美協主席秦征同志得知后很是著急：人才不能外流！他是見過我的畢業展的，他很激動，先找到我們學院的院長，希望將我留下，但因為“哪來哪去”的政策，院裡也沒辦法解決。於是，秦征又找到了當時任天津市副市長的白樺同志，把我的情況講明。白樺同志說：“你回去打個報告，我批一下。”秦征道：“回去干嗎？現在就寫”。后來，秦征拿著做了批示的報告，騎著自行車立即趕往了人事局，扣住了我的檔案。如果當時秦征晚去一步，人事局的人就下班了。那麼，極有可能第二天就將我的檔案送到寧河縣去了，再想把我調回來可就不那麼簡單了。人留在了天津，秦征便找到了院長：“你們如果不留，我就將何家英留在美協。”院長回答說：“既然留在了天津，還是留在學校吧！”實際上我與秦征隻見過一面，沒有一點特別的關系，他就是出於愛才才這樣努力的。記得那天我正在宿舍洗衣服，系書記張培舟同志通知我：“一、你已經被留校了，浙美的研究生就不要再考了。二、在學校人事處報到后立即去中國美協報到，參加中國美協赴葛洲壩深入生活小分隊（這也是秦征同志安排的）。”這時浙江美院也正好發來了通知，因隻有兩個人報名，另一個的水平還不夠，難以成立一個班，便取消了招生計劃。我正好順水推舟，轉天就去了北京中國美協報了到。

在同齡人中，我和中國美協打交道是最早的一個，那時隻有23歲。小分隊的帶隊是武漢文聯的張善平，隊員有上海的水彩畫家哈定，還有后來在中國美協工作的楊悅浦等六七位畫家。時值六七月份，葛洲壩酷暑難耐，尤其站在鋼筋水泥筑成的大壩上，更是火焰一般。然而我們這些年輕畫家，興致不減，每天穿梭於大壩上下，畫了大量的寫生。令我難忘的是：大壩上的電焊花異常絢麗多彩。特別是在夜晚，加之燈光閃爍，呈現出五彩繽紛的色彩，它讓我萌發了表現的欲望，但我是畫人物的，不畫風景，怎麼能有合適的情節與景物交融是個問題。我在大壩上認識一些女電焊工，她們很配合，回到工棚讓我寫生，其中一位姓金的女工特別配合，她全身的熱汗未消，邊扇著草帽邊讓我畫，於是我一揮而就，並畫得十分生動。遺憾的是這張寫生竟然在《長江文藝》發表之后給弄丟了，隻剩下了一張類似的作品，可比起那張差多了，哈定先生就是看了這張作品才高看了我一眼。

當時我很想畫一個女電焊工的肖像，后面襯托大壩電焊花的背景，題目叫《花在花叢中》，但由於沒搜集到合適的人物造型素材也就沒畫成。

我們離開葛洲壩來到三峽寫生，常見有賣梔子花的小姑娘，十分可愛。在回北京的火車臥鋪上，我回想著葛洲壩和三峽的一切一切，終於把賣花小姑娘和葛洲壩女工聯系了起來。其實我們常見到葛洲壩的女工頭帶梔子花的，我想把賣花的姑娘放在工地作為線索，一群女工圍繞著，買花、戴花，便可把女工們有機地聯系起來，再以黃冑、石齊的大場面處理手法描繪……靈感加構思加構圖，於是取名為《花》的作品構思成立了。我回到天津又到船廠補充了一些素材。整個作品完成后，我院史論系王振德老師看到后，出主意重新命名畫作為《春城無處不飛花》。情景意境一下子被點了出來，楊德樹老師還給我的畫題寫了標題。

此畫一出，反響很大，先參加了天津“第二界青年美展”，獲得一等獎，我的畢業作品《海田歸》也同時獲得了二等獎，並雙雙入選了“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其中《春城無處不飛花》獲得二等獎。正是憑借著這個成績，我同時加入了天津美協和全國美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