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與敦煌的世紀情結

　　本文講述的這次敦煌之行之后張大千的畫風大變，出現了藝術上新的升華。這段經歷、這份情緣，在以后的歲月中，伴隨了張大千的一生。

　　另外，張大千在敦煌收集到不少敦煌遺物，包括從士兵的火堆裡搶救出漢簡……

　　這些寶貴的敦煌文物，他在離開時，都交給了來籌建“藝研所”的常書鴻。他還把兩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調查、研究和考証資料也留了下來，成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貴館藏科研資料。

　　從上世紀30年代張大千萌發了敦煌之夢開始，到達敦煌之路經歷了千辛萬苦。但張大千第一眼遠遠地看到莫高窟山崖時，就被那種蒼涼震撼了:山崖上數不勝數的洞窟，分明就是一幅神奇的巨幅長卷。

　　剛剛安頓停當，張大千就急不可耐地去踏看壁畫。莫高窟共有480多個大大小小的洞窟和近5萬平方米精美的壁畫。他和范振緒攀懸崖，穿洞道，一連5天，沉醉在洞窟裡的壁畫和彩塑間，仿佛來到了真正的佛國藝術天堂，激動不已。

　　令他吃驚的是，莫高窟的壁畫比他想象的要多上許多，佛像、佛教故事畫、神話和經變畫、飛天、裝飾圖案、供養人畫像以及眾多的彩塑尊像等等，琳琅滿目，精彩紛呈，讓他眼花繚亂。但由於洞窟年久失修，崖壁許多地方都坍塌了，不少洞窟被沙埋和風蝕，破損嚴重……

　　在帶人做了清理和補修加固，並為洞窟做了編號后，正式的臨摹工作開始了。張大千親手先行勾臨素稿和畫面的主要部位，其他人描繪細部和敷色。他們用的材料主要是宣紙、白布和絹，其中白棉布是青海喇嘛們畫唐卡的材料，熱貢畫師做了特殊處理，特別好用。喇嘛們帶去的印度和尼泊爾礦物顏料，也出現了令張大千驚喜的敷色效果。夏吾才讓還為大千畫素稿重新燒制了極為精細好用的小炭條。張大千發現，請來的這幾位喇嘛畫師還真“神通廣大”。

　　莫高窟因為在沙漠戈壁之中，天氣多變，日夜溫差很大，白天酷熱難當，入夜卻冷得讓人發抖。而且，洞內洞外溫差十幾攝氏度，在裡面作畫陰冷潮暗，待一會兒就得出來晒太陽恢復體溫。但面對瑰麗宏闊的敦煌壁畫，大千狂喜不已，恨不得把它們全都臨摹下來，所以每天帶著學生們早出晚歸，在洞窟裡工作長達十多個小時，而且沒有一天停下來。在選臨完成了20余幅形象比較完整的唐代單身壁畫后，他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馬上寄回成都舉辦了一個《西行紀游畫展》，並寫信給親友，大加贊揚敦煌石窟藝術和這裡豐富珍貴的文物。

　　轉眼間夏去秋來，10月的一天，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來敦煌視察，見到因勞累和營養不良而形容散亂、面色憔悴的張大千，說:“大千先生受苦了，你和李丁隴的話周伯敏已經告訴我了，我這次親自來考察，看看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張大千忙說:“有勞於老長途跋涉，莫高窟保護有望矣！”他陪於右任在莫高窟踏看了整整一天，並在匯報中再次懇請於右任早上提案，建立機構進行管護。果然，兩個月后，於右任向國民政府提交了正式提案，又經一段醞釀和籌備，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張大千功不可沒。

　　入冬，莫高窟氣溫降至零下十幾攝氏度，他們仍然不肯停下臨摹工作，每天要在洞窟裡工作上幾個小時，顏料凍得不能上色，他們就用炭精棒突擊畫素稿，待天暖了再去敷色……

　　在敦煌期間，張大千還三去附近的榆林窟，那是敦煌藝術窟群的另一個大石窟，有北魏時期的大量精美壁畫、唐代的經變圖巨幅杰作和西夏時期的壁畫代表作……是敦煌藝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第二次去時，用12天時間臨摹了第25窟(大千編號為17號)的巨幅經變圖﹔離開敦煌前第三次去榆林窟，他們在一個半月內臨摹到60多幅原大臨作，成果卓著。

　　在敦煌兩年多的時間裡，張大千和他的學生們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共臨摹各個時代的代表性壁畫作品近300幅，幅幅為嘔心瀝血之作，並獲得大量白描素稿和圖案裝飾資料。回川后，大千將臨摹的上乘之作結成《敦煌臨摹白描畫》3集出版。1944年1至3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慶展出了44幅敦煌壁畫精美臨作，轟動一時。他的臨摹作品，為后人敦煌壁畫的臨摹和修補復原提供了參照。1963年，莫高窟在進行大規模維修時，就曾借取張大千近200幅臨摹壁畫作為參考之用。

　　1948年12月，張大千在香港舉辦大型畫展，就選了不少自己感到得意的敦煌壁畫臨摹作品入展，引起人們特別的興趣。他的意圖很明顯，要讓更大的范圍更多的人見識敦煌藝術。

　　次年9月，印度方面從香港畫展得知張大千的敦煌之行和豐厚臨摹成果，特邀他去辦畫展。這正合大千之願，因為還是在敦煌時，他就想弄清敦煌壁畫與佛教源頭印度繪畫藝術的關系，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去印度。所以，他很痛快地答應了要求，帶了多達56件敦煌臨摹壁畫去印度。敦煌壁畫的第一次出國展覽，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藝術的魅力。

　　出國前，大千叮囑其妻曾慶蓉和兒子張心智，如他此去回不來，就將家裡所剩的200多幅敦煌壁畫交給政府。其實，此前不止一次有人向大千高價收購，但他都沒舍得出手。后來，這批壁畫由曾慶蓉與張心智交給了四川博物館，圓了張大千的一個心願。

　　在新德裡辦展后，大千在印度巡游了3個月時間，對印度的壁畫和其他繪畫進行了深入考究。他發現，石窟這種佛教寺廟形式起源於印度，莫高窟引進了這種形式和佛經故事的內容，但敦煌壁畫的繪畫技法基本仍是中國的傳統畫法，后經千余年歷代中國優秀畫師和工匠的創作積累，才形成了具有強烈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敦煌藝術。他的這種詮釋，對后來認識敦煌藝術的價值和開展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62年，張大千重游日本，在居地橫濱“偕樂園”結識了秘書小姐山田。初次見到山田小姐時，山田身著和服安靜地坐在地板上，大千仿佛看到了20年前敦煌壁畫中的唐代仕女，那雍容華麗的衣裙，那高貴嫻雅的氣韻，一下子觸動了大千內心深處的那個敦煌情結，他心游萬仞想到了敦煌，仿佛又回到了敦煌……

　　張大千后半生行游世界，去過二三十個國家，舉辦過近兩百次畫展，被譽為“民間文化大使”。每次辦展時，他都不會忘了展示他珍愛的敦煌壁畫，因此可以說，張大千是在國外展示和宣傳敦煌最早的人。

　　在國外，張大千還十分注意搜求流失的中國文物，對心儀之物哪怕花重金也要把它買下來。1952年，他偶遇流失在國外的一批敦煌遺書和經卷，便毫不猶豫地用重金買下來，之后轉給了國家文物局。這批珍貴的敦煌文物，在北京進行“特展”之后，重又回到了她的故鄉——敦煌。1963年，他又托人把從國外費盡心血花重金購得的3幅中國稀世之寶:五代南唐時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的《瀟湘圖》和劉道士的《萬壑鬆風圖》，送回祖國，並分文不要。大千身在域外，心在祖國，情在敦煌。

　　張大千久居異域，思鄉心切，於1977年5月偕后來的夫人徐雯波等家眷回到台北定居。1982年，一位深知大千心願的美國朋友從四川回來，送給他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令他潸然淚下……大千這時忽然產生了重回一趟故鄉之念，而且有願再去一次敦煌，可惜他次年溘然長逝於台北，這一大願未能實現，成為終生至憾！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