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王羲之”觀展札記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王羲之”展覽現場

日本所藏《伯遠帖》摹本

日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王鐸臨淳化閣帖書畫合璧卷(局部)

董其昌行草書《初祖贊》等(局部)

董其昌行草書《初祖贊》等(局部)

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王羲之”觀展札記(下)

歷史似乎是一個玩笑。王羲之的真跡已經完全散失，然而在一衣帶水的東瀛依然憑雙鉤技術保留一份相對真實的摹本。那種歷史上因異族入侵而導致的漢人家國之痛與“喪亂之極”的人生大悲，那些虔誠讀帖的日本人能真正體會嗎？

顧村言

“書聖·王羲之”特展展館的《行穰帖》后面便是前不久極受關注的《大報帖》，對於這一橫空出世的右軍書跡摹本，中日書法界討論頗多，現場再次細觀，大小不足八開，青紫色綾裱，四圍包裝如小盒，折痕清晰可見，末行紙質漫漶尤多，大概經過不少修補，右上有江戶時代古筆了仲所作題簽“小野道風朝臣”——古筆了仲認定這是小野道風所作，而富田淳則從紙樣、雙鉤技術、文章內容等三方面重新鑒定為王羲之書跡唐代摹本。

不少書法研究者關注的是——這到底是什麼時代的摹本？從書跡分析，應當說，這一摹本筆勢間仍保留些許雄強流麗之氣，但一些字也確實存在問題，如“呈(或解作“差”)與“也”等的筆勢綿軟，“佳”字右邊的纖弱等，雖然富田先生把雙鉤摹本的參照作為一個重要証據，並強調指“這種水平的雙鉤”，其參照主要即指日本所藏的《喪亂帖》等，好在《喪亂帖》就在旁邊，來來回回對比看過幾次，雖然都是雙鉤，但不得不承認，《大報帖》的神採確實是相差太多的。

對於《大報帖》是不是唐以后的摹本，富田淳在訪談中亦未完全否定，只是表示“不好說”。

最初發現《大報帖》與《妹至帖》都是日本五島美術館理事名兒耶明，他在其《關於新發現的王羲之尺牘斷簡》還透露，“據稱精致的手鑒上還貼有前田家藏的‘大聖武’、‘蝶鳥下繪法華經斷簡’。因《孔侍中帖》為前田家的家傳之物，如果認為《妹至帖》也曾被貼在前田家的‘手鑒’上，那麼這幅斷簡屬於王羲之書簡之一的可能性豈不是更高？”換言之，《妹至帖》是前田家藏，則《大報帖》同樣也會是前田家藏，可惜的是名兒耶明先生所用的只是“據稱”二字，並未出示相關証據。有意思的是，名兒耶明認為“大報帖”之“大”與“期”(指王延期)字一樣，也是人名，他認為“大”指王邵，也即王導的兒子，不過似乎証據更不足，隻能說是推測而已。

有些可惜的是一直關注此事的故宮[微博]博物院研究員王連起先生因病住院，而東京舉辦這一展覽又未邀請中國專家前往觀摩，否則，王連起先生的體會應當是值得珍視的。但不管如何，且不論書法價值如何，因為《大報帖〉與《妹至帖》的出現，至少在王羲之的文獻等方面，補了一個空白。至於這樣私人收藏的摹本會不會再次現身拍場，或者如《妹至帖》一般慘淡流拍，也許隻有天知道了。

《妹至帖》並未與《大報帖》同時展出，因展覽場地原因要到第二批才會露面，另一名帖《孔侍中帖》同樣在第二批展出。

展出的《喪亂得示二謝帖》是2006年“中日書法珍品展”以后第一次展示，也是自己第二次近距離觀摩這一名帖。碑帖專家汪慶正生前曾這樣表示：“吾師徐森玉先生當時就極為贊美此帖，認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墨跡。我想，世間如果真要有王羲之墨本真跡的話，《喪亂帖》就應該是唯一的墨寶了。”這一名帖在個人心目的地位其實是無法以語言表達的，亦如自己此前文中所寫：“晉室渡江前后，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禮崩樂壞，幾乎是中華民族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而其后誕生的《喪亂帖》本身就是一個隱喻，真實地紀錄了那個時代人物的悲歡，世族大家的王謝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連續寫下四個‘奈何’，普通的百姓又會怎樣呢？”

歷史似乎是一個玩笑，王羲之的真跡已經完全散失，然而在一衣帶水的東瀛依然憑雙鉤技術保留一份相對真實的影像，而同樣是這個用心保留《喪亂帖》的島國，在七十年前卻給其文化母國帶來巨大的傷痛，甚至，所帶來的“喪亂之極”遠甚於右軍所感——日軍侵華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罄竹難書，如右軍所言：“喪亂之極……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 而那樣的苦痛，那種漢人歷史因異族入侵經歷多次“喪亂之極”的大悲，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宇宙人生的反思與文化，在我身邊那些虔誠讀帖的日本人能真正體會嗎？

也許是很難的。

右軍之書，本質上決非技法，更是境界與人格。以書法而言，讀日本人的書法，無論是本質的纖細或故作雄強的一面，感覺總難以達到一種真正雄強大悲的境界，雖然現在看，日本也許表面上保留了那麼多唐宋遺風。

《喪亂帖》之后則是東京台東區立博物館提供的王獻之書法《地黃湯帖》(唐摹)，2006年亦曾見於上海“中日書法珍品展”。

王珣的《伯遠帖》卷首有“晉帖唐模”字樣，絹本，而真跡則在北京故宮(即乾隆所謂“三希”之一)，其中有“自以贏患，志在優游。始獲此出意不?申”，所謂“志在優游”，與右軍辭官誓墓后“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都是一種晉人意態，也是真正的中國文人心心念念的所在。此帖雖被東京國立博物館定為“唐摹本”，然而此一版本的《伯遠帖》與故宮所藏《伯遠帖》的圓暢自適、瀟洒古淡相比，神態實在相差太多，筆劃的綿軟做作時時可見，故宮《伯遠帖》后面有著極其豪華的題跋(董其昌題跋稱之為“長安所逢墨跡，此為尤物”，乾隆題識之外且繪枯樹文石，卷尾附董邦達繪圖等)，而東京所展《伯遠帖》有“韓奇觀，吳郡張伯玉恭覽”，印有“項子京家珍藏”印，卷末署翁方綱跋，卻直接以“王珣伯遠帖真跡”立論，此卷也不知何時流入日本？也許和眾多流到日本的文物一樣有著諸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故事，但稍可安慰的是，見証“江左風流”的存世極少的晉墨(陸機《平復帖》與王珣《伯遠帖》)依然還在中國。也不得不感嘆與感謝促成《伯遠帖》回歸大陸的王冶秋、馬衡等文物界前輩的魄力與遠見。

（原標題東瀛訪王羲之特展觀展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