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反右”斗爭 上海中國畫院籌備5年

畫院成立大會

　　上海中國畫院從籌備之日算起，到現在已經有30年了。從畫院正式成立算起也有25年，為什麼籌備的時間要花5年之久呢？因為中間恰好遇到了“反右”斗爭。

　　解放之初，社會上早已流行著對中國畫家的評價，最普通的即所謂“北齊(白石)南黃(賓虹)”之說。對齊白石沒有什麼說的，因其畫風能夠達到“雅俗共賞”。但對黃賓虹卻眾說不一，有人認為他的畫太黑，甚至是“滿紙黑垢，不成畫理”。1954年，我在上海為黃賓虹先生舉行畫展，卻受到很多指責。后來把展覽的100多幅作品結集出了一本畫冊，倒也得到好評。人們對賓翁山水畫的認識，得力於海外有識之士的啟迪和賓翁德高望重的社會影響，遂蔚然成風。華東文化部贈給他“人民畫師”的極高榮譽，逝世時也備極哀榮。當時有一種極“左”思潮，甚至有人要改中國畫為彩墨畫，這使一些老畫家氣憤至極，這不僅僅是一個名詞之爭，更牽涉到中國畫是否應該獨立存在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畫和中醫差不多，是不“科學”的﹔若以自然科學來衡量中國畫，當然有違“科學”的道理，如果說是“藝術科學”，就更加符合藝術規律：如突破空間的限制，是西洋畫想突破而未能突破的。

　　毛主席針對國畫不受重視的現象，在杭州會議上帶有啟發性地提問：“難道有共產黨員不要中國畫的嗎？”我沒有參加杭州會議，不曉得是否符合毛主席所說的原意。周總理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個中國畫院：北京的中國畫院成員由住在北方的著名中國畫家組成﹔上海的中國畫院成員由住在南方的著名中國畫家組成。周總理這個設想后來因發生反“右派”運動，再加上別的一些原因，北京中國畫院隻吸收北京市的中國畫著名畫家參加，上海中國畫院也僅吸收上海的國畫家參加，其他省份的著名中國畫家都沒有到上海來，所以改變了前議。周總理這一建議在最高國務會議通過后，文化部劉芝明副部長經辦，決定北京由葉恭綽先生負責籌備北京中國畫院工作，崔子范同志負責畫院常務工作和協助葉先生工作。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工作由我負責。1956年7月成立籌備委員會，當時黨員方面由呂蒙、涂克同志參加，富華同志協助。參加籌委的，開始時有上海著名中國畫家和外省的傅抱石、潘天壽等人。

　　首先需要研究的是“職稱問題”。根據歷史記載：北宋和南宋都設有畫院，有侍招、待招、畫師、畫士四等。畫院與翰林院都是皇帝御用機構，和我們現在所要成立的中國畫院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我們成立中國畫院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我們雖借用畫師、畫士兩種職稱，但名同實不同﹔我們所謂畫師、畫士是賦以新時代的含義的。我們將畫師、畫士兩種職稱的想法報請文化部批准。文化部后來決定：畫師相當於教授和博士，畫士相當於講師和技師。還批准在上海新建一所中國畫院，每位畫師有一個帶衛生間的畫室，負責培養一名學生。在畫師中又分為專職畫師和兼職畫師。參加上海中國畫院為畫師的、已逝世的有著名中國畫家：傅抱石、潘天壽、陳之佛、豐子愷、馮超然、吳湖帆、賀天健、錢瘦鐵、謝之光、張聿光、江寒汀、張石園、樊少雲、吳琴木、鄭慕康、李秋君、陳小翠、龐左玉、陸小曼等等﹔尚健在的著名中國畫家有劉海粟、林風眠、唐雲、王個簃、謝稚柳、朱屺瞻、陸儼少、吳青霞、程十發、陳佩秋、關良、伍蠡甫、應野平、陳秋草、俞子才、黃幻吾、陸抑非、周鍊霞、朱梅村、沈邁士、鄧懷農、劉旦宅、胡若思、張雪父等等。著名書法篆刻家、已逝世的陳尹默、白蕉、陳巨來等，尚健在的有葉露園等。雖然，著名的中國畫家極大部分已參加上海中國畫院，但卻有為數眾多的中國畫工作者或愛好者想進中國畫院來工作。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考慮到上海中國畫院是一個專業機構，不可能容納太多的中國畫工作者，便由上海市教育局負責安排大部分中國畫工作者到中小學任美術教師，還有一部分由民政局分配到適合他們的機構工作。但仍然剩下一部分中國畫工作者願意以畫檀香扇為生。后來，檀香扇受到帝國主義封鎖沒有銷路，因此每把檀香扇畫工為4分錢，由上海王星記和蘇州扇庄收購。與此同時，上海民盟組織和工農民主黨先后吸收他們為盟員與黨員。“反右派”斗爭開始以后，由於“鳴放”，即釀成所謂“檀香扇事件”，成為上海美術領域“反右派”斗爭的一件大事。這是上海中國畫院在徘徊時期所受的一個很大挫折。1960年6月，畫院正式成立，陳毅市長為上海中國畫院親筆題名。當時被聘為畫師的有69人。在十年浩劫期間，上海中國畫院的畫師再一次受到“四人幫”更大的沖擊，很多上海著名中國畫家都經受不了這場狂風暴雨的打擊而先后逝世了﹔僅存的碩果，也傷痕累累。這正是：“迷離一片憶舊痕，是非曲直總成文﹔說是右來卻是左，痛飲離騷酒一樽。”(賴少其)

　　1985年3月26日　(本文選自《上海中國畫院1956—2004》，題目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