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木之色》后記

走上藝術之路大多是受父親的影響。父親是一名畫家，他對藝術的執著就像農夫對土地的眷戀。在我的印象裡，父親的作品所表現的主題始終依托著那片土地，生他養他的故鄉。

七十年代末，母親由鄉村遷往城市。最初是不習慣的，一年裡要多次回家鄉看看。有一天，二弟打開他的影集，拿出一張老照片，是我的母親。咦訝，我的影集裡也有這張。三弟說，他也珍藏著同樣的一張。那是母親二十六歲時照的像，健康、美麗、燦爛的微笑。

如今，父母親已過了花甲之年，他們依然過平常日子，做平常事情，他們的朴實無華及人格力量是我從事藝術的寶貴財富。

我平時不好言辭，卻又交了許多愛說話的朋友，也有與我一樣話少的朋友。有一次，幾位外地友人見了我半驚半疑地說，以前老覺著你應該是瘦高個，白皮膚的。他們一邊說一邊遞上名片，一下子有了五六張，我隻記得那張大名片是彩色的，而我是好色彩的，特別是紫色的。九九年春，深圳的李鬆樟先生到了我的“玫瑰園”（畫室名）說，在玫瑰園裡看不到玫瑰，也聞不到玫瑰的氣息，不知種玫瑰時的慶仁會是啥樣子呢？而我至今也不明白，也許我喜歡玫瑰，是因為它雍榮華貴，淒艷憂郁，還有幾份神秘和墮落。這一年，我創作了《鶴場》那幅畫。

記得佛誕日，我們全家及一位朋友去興善寺進香出來，正欲過對面的馬路，忽有一男一女停下自行車，回頭喊姐，朋友轉身湊過去，男子悄悄對他姐說：“你咋把和尚領出來了？”我剃光頭，穿長布衣，倒真像個和尚了。

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學念書的地方叫興國寺。興國寺曾經是古長安的八大寺院之一，那裡有山有水，有撒滿陽光的小路。我經常沿小路而上，行至半山腰，總要在兩棵大柏樹下蔭涼裡停留，再登上西邊的“好望角”平台，觀賞黃昏的樊川景角。那是一個禮拜天，山上空蕩蕩的，我繞到柏樹的后面，發現還有一座院落，就慢慢地推開那扇發舊的紅門，又在正房和兩邊側房看了，還用指頭沾著唾液濕了紙窗格向屋裡探望，啥都沒有，身后卻忽地卷起一股風，使人膽顫心跳，驚慌地跑出門外，望著鍋爐房旁邊開放的紅玉蘭發瓷。

冬天的興國寺雖說寒冷，但景色迷人。我們上課作寫生總離不開那個大火爐，搞得輔導教師隻好伸長脖子從外圈看。一天，老師進門就喊：“刑慶仁，形不准”。教室裡發出噗哧的笑聲，老師也笑了。雖然我當時盡了努力，但科目的分數還是落后。畢業了，我求一枚印章“形不准”，更丑的是，印章所用的石料外形也極不規則，這下倒真成了“邢不准”。

閑暇時間，我好收藏，屋子裡擺滿了許多的奇石漢罐魏晉的字畫拓片，把它視為珍寶。每每感受那些黃昏的陶俑、漢罐，我好像看見了他們的生活，婚姻和生育，那不是歷史。作家賈平凹先生好佛,得知我收藏佛像,就三天兩頭打電話，要拿他收藏的古董跟我換。又在電話裡說，他想我了。不會吧，你是想佛了，我說。平凹哈哈笑了，我問他，聽說幾天前有人送你一尊頂好的佛像？“唉，你想，能有多好嗎？看長相和咱倆差不多”。平凹說。

我有愛好，更願與朋友分享。供在我家的幾尊佛像是仿制的，我想：佛沒有真假，惟有心靈真實。二十九歲那一年，我有緣在終南觀音山法華寺拜見圓照大法師，法師慈祥恬靜，平易家常，我聽她說的第一句話，“阿彌陀佛”聲音不大，卻寬宏厚重，好似從嘴邊輕輕劃過。也是那天傍晚，我在門口的屋檐下望著，法師喊我進屋加了一件她的棉背夾，頓時覺著有一股熱流通遍全身。佛講智慧，我們講聰明，佛是醒著的人，我們是睡著的佛，這就是俗人與佛的差別了。

今年春上，陝南的譚宗林先生邀請我去一個叫流水的島上小住。島上草木茂盛，花兒遍地，我們坐小船，順水而上，有說有笑，小船行至一塊坡地，宗林建議上岸照張合影，岸上陽光照耀，我的眼睛無法睜開，背過身卻發現不遠處有人在伐竹。

我想，這次在島上小住是緣分了，也許是命裡有一潭水。接連幾天，天天望著那水出神，不知何時能在水上漂浮，那才叫滋潤哩，可惜我不會鳧水。夜裡卻做了一個夢，夢裡出現幾位美艷如仙的女子在岸邊梳洗，細嫩嬌柔的肌膚罩了一層淡淡的綠色。一位女子從東邊嗖地鑽入水裡，北邊也鳧出兩個來，好一個碧綠清涼的境界。等我再繞到北岸，咋又是故鄉的那個池塘，有一頭大黑牛和一頭小白牛在飲水喝。

清早起來，打開門戶。一位少女站在圍欄旁接聽電話，樹影在風中吹拂，洒在她紫紅色的短衣上。透過竹帘，我快速地記錄下這個炎熱的夏天。

雖說酷暑難熬，可創作熱情不減。在我剛剛整理完西路日記的文稿后，曾經出版過《玫瑰園故事》一書的李鬆樟先生又應允做這本名為《好木之色》的書。感謝他所給予的幫助，感謝我的朋友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