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衛的人與藝

 中國繪畫發展到近代，人物畫是個弱項。魯迅批評舊文人畫，過分崇尚寫意，忽視寫實，結果寥寥幾筆，不能勾畫出對象的特點來。自從徐悲鴻提倡人物畫以來，在水墨畫領域內做出突出成績的，首先要推蔣兆和。他在抗日戰爭期間畫的“流民圖”，現在雖然在內容上還有不同的評價，但對它的藝術語言，名家都是肯定的。它開創了寫實的現代中國人物畫之風氣。1949年以后，在大陸畫界活躍的水墨和彩墨畫家，老一輩的除蔣兆和外，還有葉淺予、程十發、黃冑，中年的有李斛、周昌谷、方增先、劉文西、楊之光等，這些畫家的創作高潮在五十、六十年代。最近十年來，在人物畫創作上頗為大家熟悉的范增、周思聰、盧沉、姚發奎、姚有多、王盛烈、周永家、王有政等，年齡大致在五十歲左右。他們當中不少人既擅長畫古代人物，又擅長畫現代人物。再年輕一點有名氣的，可以指出李少文、謝志高、楊剛、聶鷗、杜滋齡、王迎春、楊力舟等。四川成都的戴衛，當年四十二歲，也屬於這一代，但因為在偏僻的成都辛苦地耕耘，一面做編輯，一面畫畫，不像前面列舉的那些畫家們出名。可是他“厚積薄發”，最近在中國美術館將舉辦個人展覽，首次展出一百余幅人物畫，使人們不得不刮目相看，承認他有不凡的才能和杰出的技巧。

戴衛出生在四川，童年就愛上畫畫，十二、三歲開始發表作品，那當然是兒童創作。十五歲就讀進四川美術學院附屬中學。中學沒有畢業，他自願報名“上山下鄉”，到農村去“鍛煉”，到生活裡去“闖”，結果在偏僻窮苦的涼山彝族地區生活了十多年頭，他在那裡吃盡了苦頭。不僅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因為他在艱苦的勞動之余，偷閑畫點畫，也是要挨“批判”的，被有些人看作“黑畫家”。他和在苦難中結成伴侶的蔣曉雲——也是從城裡到鄉下“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生了一個男孩，由於居住的山村缺醫少藥，孩子不到一個月便患肺炎夭亡。是戴衛拉著架車把孩子的尸體親自掩埋的。“生活已經夠苦了，如果我們再愁眉苦臉，那就太窩囊了，任何情況下，精神不能垮掉！”他們夫妻互相勉勵著。戴衛抓緊時間不斷地畫畫，還拼命地吸收知識，讀文學名著，《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約翰·克裡斯朵夫 》《牛虻》……他從中得到了智慧，也得到了生活的勇氣和力量。他跑遍了丹巴雲母礦、貢嘎大草原。那時，他每天隻吃兩頓飯，常常熬夜作畫，肚子餓了，用幾勺炒面泡水充飢。戴衛的這段生活，磨練了他進取和攀登高峰的意志，對大陸的中年畫家來說，也頗有代表性。這一輩有成就的畫家，無不走過一段坎坷的生活歷程。

一九七九年，戴衛從西昌調到四川省出版社從事美術編輯工作。這是因為這位年輕人畫得多，畫得好，被該社的總編輯發現，破格調上來的。在出版社他接到的第一件任務，是為著名作家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作美術設計。他的封面設計很別致：肩披鬈發、身著藏青色旗袍的妖艷女人，驚恐地躺坐在一片黑暗之中，左上角“腐蝕”二字用規整的黃色字體突出。不僅構圖頗有新意，且內容也有所突破。在大陸的封面設計中，那時把這樣的人物，用變形的手法，畫在封面上，是很少見的。對戴衛的這一設計，有人表示導議。出版社把設計稿送交重病住院的茅盾。茅盾表示認可贊同，矚親屬電告出版社：“封面、插圖均感滿意。”

戴衛在文學著作的封面和插圖設計中注意整體構思。注意別出心裁。既從文學作品的內容出發，又保持自身藝術語言的特色和獨立性。簡潔、鮮明、朴實典雅，是他始終追求的。所以他的設計很得作家贊賞。他為巴金的《探索與回憶》一書作裝幀設計，在封面上安排了巴老的速寫肖像。巴老看了，認為是他平生最感滿意的一幅肖像，還稱贊戴衛的書籍裝幀設計“可與國際上任何裝幀藝術比美”。戴衛為老舍、葉聖陶、艾青、丁玲等人的文學作品所作的設計，也都是他自己比較滿意，為讀者喜愛的。美籍華人聶華苓的長篇新作《千山外，水長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也由戴衛為該書作插圖。當聶華苓收到新出版的作品之后，當即回信說：“書中的插圖很傳神……這是感人的藝術！尤其是老夫婦的插圖，很像我心中所寫的美國老人，連保羅·安格爾也拍手叫好！”（保羅·安格爾，當代美國著名詩人，聶華苓的丈夫——筆者。）戴衛幾年來已經設計了六、七百種書籍封面，繪制了近千幅插圖。他曾經分別獲得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大陸西南西北九省區書籍裝幀藝術獎。他設計的《二馬》《歸來的歌》分別獲大陸“全國書籍裝幀優秀作品獎”。《二馬》還被大陸的《中國出版年鑒》選定為一九八零年“全國最佳設計”之一。對戴衛來說，除了這些獎勵之外，他感到莫大慰藉和鼓勵的，是著名劇作家曹禺在贈給他的親筆行書草條中對他的評價。這位名劇《雷雨》的作者寫道：“中國裝幀藝術自陳老蓮先生的創作起，才受到重視。為他人作嫁衣裳，一般藝術家都認為是下乘，而不知裝幀本身就是偉大的藝術。戴衛同志是八十年代有遠見、有才能的大裝幀藝術家。凡是經過他的彩筆為著作畫的裝幀與插圖的人，無不佩服，尤其是膺賞他的高尚風格與藝術道德，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段文字寫於一九八三年七月。《戴衛的封面插圖選集》一九八五年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這在大陸書籍裝幀設計家中算是一種殊榮。

戴衛在插圖中，在封面設計中，領會到藝術家最重要的是表現人的精神性的東西。即使在裝飾藝術中，形式趣味雖然很重要，但也不是主要的。線、色彩、體面、必須與內容緊密結合。畫的外在必須服從精神氣質的美，既內在的美。中國傳統的水墨畫之所以在世界藝苑中有特殊的魅力，就是因為它用獨特的表現手段——線，與西方繪畫相比較更具有觀念的線，表現人的精神世界。無疑，他的氣質是和傳統的水墨畫再吻合不過了。只是他作為裝幀設計家，又是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有一種難以言傳的責任感驅使他堅守崗位，不能全心全意地畫他心愛的水墨畫。他隻能在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庭小畫室“風骨堂”裡作畫。這“風骨堂”的名稱取自《文心雕龍·風骨篇》中“觀其風骨，名豈虛哉”的名句。戴衛選“風骨”二字含意很深，即是自我鞭策，把表現風骨作為自己美學追求的目標，也是對自己繪畫風格的一種界定。是的，他的繪畫是屬於風骨型的。強調線的造型結構美，強調力度，強調精神內涵。當然，畫裡要有風骨美，最重要的是畫家本人的修養。要深刻地懂中國的詩、書、畫、印﹔更要懂得歷史和人生。戴衛勤於自學，苦練，又有機會得到名家葉淺矛、李可染和黃冑的指導。一九八二年，他參加了北京中國畫研究院在頤和園內“藻鑒堂”舉辦的“人物畫創作研究班”，上述幾位名家都是指導教師。黃冑對他尤為關心。在“藻鑒堂”的研究班裡，戴衛在水墨畫上已經嶄露頭角。他畫“李逵探母”，因為有生活基礎，在農村家過許多善良的老媽媽，許多粗豪的“硬漢字”，畫起來得心應手，得到一致好評。在被選送到中國畫研究院的四千幅參賽作品中，名列前三名，獲評委的全票通過，並被研究院收藏。在藻鑒堂他以涼山彝族生活為題材的《老木蘇的勞作》《參加婚禮的人們》，以及《啊Q畫押》根據杜甫詩意創作的畫，都很引人注目。黃冑寫信鼓勵他，說他的詩、書、畫都比自己強，唯有古畫鑒賞還需努力。因為古書看多了，有鑒賞能力，修養也就會隨之提高。這幾年戴衛愈發努力，在人物畫創作上愈鑽愈深，且成績斐然。他的畫既有哲理性，又有情趣，融理性與感性於一體。首先，他的古代人物畫，不論選材是神話故事的，還是真實歷史的，都是一些追求光明、正義，為大眾造福，憂國憂民，或者對宇宙、人生和社會有深沉思考的人物。所以，讀者看他的畫，立即就會被這些畫中人物的經歷，命運所吸引，所激動，而不能平靜。毫無疑問，戴衛也是一個憂國憂民，有深沉思考的人。他是在“借物抒情”，抒發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表達自己的美學追求。看他的《夸父追日》《女媧補天》，在傳統的水墨畫中，大膽地採用裸體描繪的手法，表現為實現自己的目標不屈不撓的舍命精神：他筆下的倉頡、鐘馗、庄子、杜甫、李賀、陸游、蘇軾、李清照、八大山人等，都是近現代水墨畫中常見的人物，要畫出自己的特點來，是難度很大的。戴衛筆下的古代人物畫沒有沿襲、模仿的痕跡，隻有受到前人啟發后的，經過自己思考摸索的創造。他善於在法則、規矩和隨意性的抒發之間找到平衡﹔在預先的設計和偶然性的發現之間找到和諧的統一。他的畫顯示出傳統的功力，顯示出自己的個性，也顯示出現代的意識。他在處理虛實的關系上，在線與形的運用上，從整體效果出發。他有時無所顧忌，恣意地揮洒筆墨，但能很好地掌握“度”，掌握分寸。他的畫有“雅俗共賞”的特點。美學層次很高的畫，思想內涵很豐富的作品，畫得很輕拙、很活撥，使人很容易受到熏陶和感染，不能不說戴衛的藝術造詣之深。

戴衛的有些作品哲理性很強，例如，畫對弈的《智者》，畫故友久別相見的《重逢》，畫走廊深處尚未開的門《未啟之門》，特別是那幅畫眾多人群驚恐疑慮和滿含期待之情的《鐘聲》，把觀眾引入一個思考的境界。現代社會邁出了巨大的前進步伐，但同時存在著許許多多值得人們思考和憂慮的問題。藝術，畫，不能隻給人以視覺的愉悅，心靈的慰藉，也要給人以智慧的啟迪，給人以思想的契機，給人以內心的觸動。這大概是戴衛想達到的目的吧！我看他的《鐘聲》，面對那些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性別和年齡的人們，仿佛也和他們一樣，聽到了遠處傳來的鐘聲。這不是祈禱的鐘聲，這是向人們發出警告和提醒和鐘聲。我仿佛也像他們一樣，置身在警覺、疑慮和期待之中。我和他們一樣，有身軀，有思想，屹立在地球上，自覺能擺脫困境，達到光明。我看著那些像一塊塊聳立巨石的人體，也從中感受到希望和力量。

戴衛的現代人物畫也很精彩，尤其是描繪他長久居住過的農村生活風情的那一些畫。不過我認為，比起古代人物畫來，他的現代人物畫似乎稍遜一籌。我期望他在古代人物畫方面做出更輝煌的成績，也期望他的現代人物畫更上一層樓。

（邵大箴，著名美術評論家、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