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画家将来的历史定位

　　这里说的“官员画家”是指在文联、美协、画院、美院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画家。之所以在官员两个字上加引号，一是他们担任的这类职务有的在级别上不太明确，二是他们的身份一直是官员和艺术家的混合体，从而有别于其他各级官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当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作品润例、生活水平和过去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现代书画市场的状况：民国时期，中国书画界出现了一批名家大师，他们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不逊于古人的光辉灿烂的一页，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学院派画家有薪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仅此而已。齐白石、张大千、陈半丁都是职业画家，以卖画为生。陈半丁家里有电话雇着保姆，外出有包月的黄包车，是当年画家中罕见的过着富裕生活的人。齐白石当年过的也只是小康生活。张大千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出手阔绰，却往往入不敷出。而更多的画家那时的生活是拮据的，如陈少梅、李苦禅、王雪涛、陆俨少、钱松岩等等。有的画家甚至到了吃完上顿尚不知下顿是否有果腹之物的地步。

　　但是正是这些当年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并不是很好的画家，他们凭着自己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或一定的位置。同时他们的作品也是近现代书画市场的柱梁。

　　现今的某些“官员画家”们却和前辈们动的心思不一样了，费尽心机捞上了一官半职，就为打开自己作品的市场销路。而如今在美术界和不成熟的收藏者那里也有一些潜规则，如美协理事应该是多少润例，而副主席、主席、副院长、院长的润例又应该是多少等等。职务和润例挂钩是当今书画市场的一大奇观，难怪某些画家为争这一官半职斗得天昏地暗，原来奥妙全在这里。根据职务的不同来确定润例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市场的欺骗，同时这也是一种腐败，是变相地利用职务和职权为个人牟取私利。

　　我常常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一些“官员画家”们，他们比前辈领导要忙得多，除了事务性的工作，还有那么多展览在等着他们，而这些展览或多或少都要和市场挂钩，要应酬和周旋于各种名目繁多的卖画之中，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又有多少时间去搞创作，去用心绘画呢？

　　我注意到某些“官员画家”的作品十几年来的一贯制，技艺上没有任何长进，题材上反复重复。对于他们来讲，不需要艺术的斟酌和加工，凭着职务形成的名气，应酬一下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而在投资者和不成熟的收藏者那里，他们要买的不是绘画作品的艺术和技术含量，而是涂抹这幅作品人的职务。当他们再次转手这幅作品时首先报上的也是作者的职务。不要以为某些“官员画家”们就是碌碌之辈，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早期的作品显示了充分的聪明和才智，有些作品成了中国当代水墨画的经典作品。但是20年过去以后，他们在艺术上非但没有进步和创新，原地踏步中时有后退，职务在经济上使他们获益，艺术上却成了他们的拖累。

　　凭着十几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成百上千甚至几千幅行活式作品，将来在中国美术史上能站得住脚吗？艺术虽然不等同于市场，但市场却可以折射出艺术的光辉，市场应该和艺术挂钩，而不能同职务画等号。我们的某些“官员画家”现在要认真思考一下自己将来的历史定位问题了，不然的话，50年以后的中国美术家词典中连你们的名字都不会有。

　　(作者系著名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