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多遍拜读凌利中等人的新作《〈功甫帖〉辨伪新证(下)》,都无法找到文章所作结论的那些证据。所以我提出如下问题,求教凌利中等人:1、鲍潄芳是安岐旧藏《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证据在哪里?2、安岐旧藏《功甫帖》原作无存的证据在哪里?3、刘氏所藏《功甫帖》是一稿多本的摹本,还有一本或者几本的证据在哪里?你们不会因为发现了一个珂罗版本又异想天开了吧。4、刘氏所藏《功甫帖》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你们讲故事也要有起码的证据呀?凌利中等人喜欢推理,而且喜欢用推理代替证据。这一次凌利中等人连推理都不用了。为了彻底否定刘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这个事实,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再造一个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这个安仪周所蒇的《功甫帖》不是刘氏所藏的《功甫帖》,然后再把他们造的那个安仪周所藏《功甫帖》消灭了。凌利中等人所谓鲍潄芳是安仪周旧藏苏轼《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和安仪周旧藏《功甫帖》原作无存就是这个企图,且想用这个企图来结束这场争论。不但霸道,而且是痴心妄想。刘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这是包括上海博物馆单国霖先生在内的极大部分专家丶藏家和行家的共识。退一万步说,刘氏所藏《功甫帖》不是安仪周所藏《功甫帖》,也只能说明安仪周所藏《功甫帖》至今未发现。鲍家所藏过半古代法书绘画或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凭什么可以断定《功甫帖》一定在那一半的损毁之中呢?而且,鲍漱芳收藏《功甫帖》也缺失起码的证据,《安素轩石刻》中的所有原作不一定都是鲍漱芳的藏品,有些原作是借来的。《功甫帖》是鲍漱芳从江家后人处借来的,也是推理之一。所谓最后一位藏家和原作无存是凌利中等人的一厢情愿的臆断。这种表述真的有点过了,这决不应该是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人员的所作所为啊。
三、凌利中等人的文章越写越糟糕,有时候我都想,他们身上的那些光环怎么那么虚啊。我在《〈功甫帖〉辨伪新证(下)》中摘了下面一段文字:“鲍漱芳以‘富埒王侯’且富书画收藏著声于时,其‘论画必宋元人’、‘明及国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鲍瑞安),尤其‘嗜书成癖,尤爱墨宝,尺幅寸楮,购藏不惜资,鉴赏家多出其珍秘投赠,审之又审,去其赝鼎’(冯燨)。乃孙鲍瑞安曾指出,‘家中所藏半为府君故物’,‘差可记忆者’虽‘百不能一二’。所撰《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一书,透露了不少其祖父旧藏古画,比如宋人《仙山楼阁图》、郑所南《兰》、黄公望《富春山水》(沈周有题)、钱选《白山茶》、高克恭《山水》、倪瓒《山水》、王叔明《山水》(鸾绫象匣盖当时以备进御者)以及戴进《春晖堂图》、沈周《椿树》、仇英《美人弹琴图》、陈洪绶《渊明簪菊图》、渐冮《仿四家山水卷》等。鲍漱芳长子约亭(鲍均)擅画山水,亦好收藏,如故宫博物院唐寅《王鍪出山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董其昌《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书画》卷、日本有邻馆弘仁《丹林窠石图》轴等均为其旧藏(钤有“鲍氏约亭诊藏”印记)。”凌利中等人懂得前言和后语的关系吗?所谓鲍漱芳“论画必宋元人”,“明及国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这段前言应答什么后语呢?请问凌利中等人,戴进、沈周、仇英、董其昌、陈洪綬、渐江是哪朝人啊?凌利中等人还在《〈功甫帖〉辨伪新证(下)》中历举刘墉、纪昀、朱珪、翁方纲、王文治、邓石如、铁保、梁同书、王芑孙等人为鲍家挥毫作书,撰书撰记,甚至“为鲍家作书甚夥”。请问凌利中等人,他们中间哪个人不是乾嘉之人,这可说是鲜有齿及吗?你们的自相矛盾要闹到什么时候?鲍氏后人读了你们的文章会有何感?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看完凌利中等人第一篇文章后说的一句话:别写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值得反驳。我先后写了三篇拙文,的确有不想再写之感,我想同道们应该都有此同感。(作者: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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