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关于《功甫帖》事件的一些思考

　　自从上海博物馆凌利中等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刘益谦所藏《苏轼功甫帖》(以下简称《功甫帖》)发难以来，各方就《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展开了多轮争辩，应该说是越辨越明。在刘氏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之际，凌利中等人再次向《功甫帖》发难，公布所谓《功甫帖》辨伪新证，用主观推理充当客观证据，又一次犯下低级错误。

　　《功甫帖》事件发生以后，本人有过一些思考，今整理成文发表，以求教于各方人士。

　　一、2013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凌利中等人在上海《新民晚报》以接受记者访谈的形式向《功甫帖》发难。传说中的“为什么”有很多，但见诸文字的只有一个，即所谓“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将惑人耳目，贻笑后人”。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是用两种标准来对人待己。不管今天对《功甫帖》的目鉴和考据出现多少种不同意见，但它在历史上得到过安仪周、张葱玉和徐邦达的绝对肯定。安说：“《功甫帖》虽其数字，甚佳。”张说：“《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徐说：“《功甫帖》虽只九字，极为神采。”退一万步说，凌利中等人要推翻安说、张说和徐说，《功甫帖》至多也是一件有争议的作品。有争议的作品入馆就会惑人耳目，贻笑后人吗？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博物馆的古代书画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冊著录了上海博物馆从晋唐到明代唐寅的书画总计673件，其中被七人小组有关专家定为旧伪、后添款、后人临本、旧摹本、旧仿、待研究、待考、存疑和断代有误的书画总计180件之多，占比26%。其中很多作品至今仍在不断被展览和出版。对此，请问凌利中等人有惑人耳目和贻笑后人的感觉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对《功甫帖》就有这种感觉呢？《功甫帖》为什么不能展出面世呢？请问凌利中等人，你们用了同一种标准吗？我认为，凌利中等人之所以在《功甫帖》上一而再地犯低级错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二、我和上海博物馆凌利中等人在《功甫帖》鉴定上的主要分岐：《功甫帖》究竟是否清代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凌利中等人认为是，我认为不是。正因为如此，我建议刘益谦先生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一段时间以后，做如下五件事：

　　(1)把《功甫帖》送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请专家对《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进行目鉴。

　　(2)把《功甫帖》借给上海博物馆一个星期，请上博书画研究部的专家对《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进行目鉴。

　　(3)以每处一个星期的时间借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辽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请五馆的书画研究人员对《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进行目鉴。

　　(4)邀请行内专家和藏家到龙美术馆对《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进行目鉴。

　　(5)邀请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书画有关研究人员来龙美术馆做短期访问，对《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进行目鉴。

　　回到专业领域，相信大家的良知和专业水平，用点时间，有点耐心，化大气力来解决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我只是希望把《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这场争纷得到解决，决不让它成为一个历史疑案。我相信这对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将会很有意义。我认为近期大家都不要偏离这个方向。

　　三、《功甫帖》是否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本之我见：辨析是否双勾廓填，这在书画鉴定中属於不难解决的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更不需要写一万多字的文章来故弄玄虚。双勾廓填，我相信在博物馆和行里至少有一万人可以看。因为，将其放在太阳光底下照，或者用高倍放大镜看，就可以解决。现在很多藏家和行家都配备了一百倍到六百倍的便携式电子放大镜，解决过很多双勾填墨的问题。以前和徐先生、启先生看双勾廓填，都是在太阳光底下照。最近，上海博物馆公布了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中均无《功甫帖》的证据。我想在这里再次问一下钟银兰先生，您究竟有没有见过《功甫帖》原作？如果见过，请您告诉大家，您在哪里见过？如果没有见过，用行话来说，《功甫帖》没有上过手。没有上过手，您怎么知道是双勾廓填？您怎么知道印泥材质？您怎么知道多方藏印是同一种颜色？您和凌利中先生共发了两篇关于《功甫帖》的长文，这显然违反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底线。

　　四、作为中国古代书画的爱好者和收藏者，我很早就和博物馆的专家有交往。我和北京故宫的徐邦达先生相识于1998年，他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如何读画、如何读著录、如何辨材质、如何读印、如何读题识、如何断代、如何区分一个画家早、中、晚期的作品，直至如何区分一个画家的代笔。其中有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朝夕相处，读原作上千件，读影印件、照片上万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徐老，就没有我们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的今天。收藏铜胎掐丝珐瑯器和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一样，北京故宫的夏更起先、张荣女士、张丽女土向我们推荐读本，共同确定样本，反复比对实物，从器形、掐丝、纹式、珐瑯颜色、刻款等各个方面向我们传授知识和经验，使我们在铜胎掐丝珐瑯收藏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对博物馆的专家有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恩。在过去廿年中，不仅仅是我们，许多博物馆的专家和收藏家都是这样友好融洽地相处。一般来说，博物馆的专家只对与自己相关的藏家提供参考意见，不对与自已无关的藏家发表鉴定建议，更不用说公开场合，我们把这种交往模式称为“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次凌利中等人打破常规，对民间藏家的藏品发难，并且两犯低级错误，以官方身份草率地使用公共话语权，海內外藏家和书画研究者团结起来，据理力争，对其低级错误穷追猛打，应在情理之中。凌利中等人的低级错误已经严重影响到上海博物馆在业界的声誉。《功甫帖》事件对上博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危机，这只是开始，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五、徐邦达先生有没有见过原作？因为凌利中等人要把《功甫帖》定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徐邦达先生关于《功甫帖》“虽只九字，极为神采”的结论是他们绕不过去的第一个坎，所以不断变化手法，硬说俆邦达没有见过原作，直至今年3月3日，“林牧之”先生还称“徐邦达未必见过原作”。请大家读一下徐邦达先生1986年写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的序例，这个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徐邦达先生说：“本书选择记录流传于世而经编者过目的从西晋到清末为止的书法、绘画作品，也包括一小部分见到过极清晰的照片和影印本。”“本书编写的主要目的，是为古书画研究工作者和编写书画史的作家们提供曾经鉴别过的比较可信的应用资料。如要看原件或影印件，则每件大都注明目前收藏处所和曾在何处影印过，便於按图索骥。”“明代中期(成化、弘治间)以上书画，凡比较清晰的影印本中，所见能确断其时代或足定其真伪而很佳的作品，基本上予以收录。”“按书法部分定稿付印于1986年，凡以后所见，将来收入续篇中。”读完徐老以上论述，我们再看徐老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晋唐五代书法》壹冊第323页和第324页关於《功甫帖》的文字和按语，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影印本和照片。应该可以说，徐邦达先生在1986年以前見过《功甫帖》原件是可信的。

　　六、张葱玉先生有没有見过原作？因为凌利中等人要把《功甫帖》定为道光四年以后的双勾廓填，张葱玉先生关于“《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的论述是他们绕不过去的又一个坎。张葱玉先生在1940年2月4日的日记中记道：“(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候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扎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候》两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对此我想说以下几点：

　　(1)从行文逻辑语序上看，张葱玉先生说的影印本是指陈俊卿、李寿朋二扎子影本。

　　(2)交易的主体是《功甫帖》、《章候茂异帖》和《道祖帖》，张葱玉先生只对以上三帖作了评价，只字未对二扎子影本作评价。

　　(3)交易一方为韩慎先，民国期间大古董商之一，另一方为张葱玉，民国期间大收藏家之一。

　　(4)索价二万元。二万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1930年，张家兄弟析产时，张葱玉分得二百万元。二万元是张葱玉1930年所得总资产的百分之一。1940年，已历十年之久，决不是一个小数。还有一个概念，二万元当时在淮海路可以买多少幢别墅？请上海有关研究民国房地产史的专家教我们。

　　(5)张葱玉先生从小在祖父的“适园”中长大。自幼追随父亲、叔叔和舅公庞莱臣，受其熏陶，1934年被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会委员。1946年又一次被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会委员。

　　(6)启功先生说：张葱玉《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中那些名画无一为伪品。

　　综上所述，张葱玉先生有否见过《功甫帖》原作并针对原作所下结论，应该十分明了。

　　七、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专家出自哪里？我认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世界众多的博物馆会有，民间同样会有。这既不是博物馆的专利，也不是民间的专利。先说老先生吧，张葱玉先生来自民间，民国期间两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谢稚柳先生、徐邦达先生和刘九庵先生也都来自民间，又都先后为博物馆工作。启功先生和傅熹年先生从未进入博物馆工作，但他们担仼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仼，启先生是前任，傅先生是现仼。再说新生代，北京故宫有王连起和聂崇正，民间有尹光华、萧平。再说这廿年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市场：苏富比、佳士得、嘉德、保利、翰海、中贸、匡时、荣宝、朵云轩、西泠，其中中国古代书画的精品交易量，前所未有，如果把这廿年的拍卖精品集中起来，足以建立起好几个世界级的中国古代书画博物馆。龙美术馆的古代书画藏品就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行家、藏家在其中修炼，最终成为专家，那是不奇怪的。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博物馆也一样，当然是出专家的地方。六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所形成的故宫、国博、上愽、辽博、南愽、天博和首博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书画馆藏，有目共睹，其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鉴定专家，同样有目共睹。两方面的专家各有所长，不要人为地把他们对立起来。当然，两方面都有伪专家，不要因为他们而否定全部，专家是公认的，不是自封的，专家是在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八、张葱玉先生、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谢稚柳先生和傅熹年先生，这五位老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上的五座高峰。凡是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凡是和他们有交往的人，都能理解这绝不是夸张之说。其中四位老先生都已作古，傅先生健在。傅先生毫无疑问是目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领域里一言九鼎的人物，由于他出身世家，为人大度又低调，守规矩，不折腾，才掩盖了他的光芒，他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的每一条按语，字字都是真知灼见。对这些老先生已有的结论如何对待，将反映所有后来者的德行。我认为首先应该对老先生们已有的结论意见要尊重。老先生们的结论意见可不可以批评？可不可以推翻？当然可以，但要慎重，要有证据，要言之有理。我认为在《功甫帖》问题上，凌利中等人对老先生们的态度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也不知所措、如鼠跡乱窜、一派伧父面目”。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被张先生和徐先生认为“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和“极为神釆”的《功甫帖》，这是学术辨伪所用的语言吗？这不是用另一种方式给老先生泼脏水吗？抄著录、看影印件、未见原作、走眼，一次又一次地把脏水泼向老前辈。张先生和徐先生是两座大山，我辈乃一粟也，岂能如此目无前辈？写到这里，还有一思一感：徐邦达先生在五位老先生中以学生众多而著称。我不是徐老的学生，徐老作古以后，在书画鉴定领域，“徐邦达的学生”在某些时候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请问徐老的学生们(尹光华、萧平除外)：当你们的老师被人泼脏水的时候，你们就不能站出来一抵挡下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想到这句名言时，我觉得有些悲哀。

　　九、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前两天，凌利中等人发了一篇新文：《〈功甫帖〉辨伪新证(上)》。新文告诉我们：翁方纲所见安仪周旧藏《功甫帖》上除四方旧印外，还有张镠、安仪周、梁清标和项子京的七方藏印。因为在《功甫帖》本幅上没有梁清标和项子京的五方藏印，所以刘氏藏《功甫帖》不是安仪周著录的《功甫帖》。翁方纲手稿中所说的十一方藏印的确是证据，但都钤在《功甫帖》本幅上不是证据，而是推理。梁清标的印打在本幅上还是打在裱边上都可以找到旁证；项子京的印打在本幅上还是副页上也都有旁证。所以不能据此来下结论。李雪松先生的推理显然更具逻辑性：如果项子京的三方印和梁清标的两方印都打在《功甫帖》的本幅上，翁方纲关于《功甫帖》藏印的排序应为：四方旧印、三方项子京印、二方梁淸标印、一方张镠印、一方安仪周印。现在翁方纲关于《功甫帖》藏印的排序为：四方旧印、一方张镠印、一方安仪周印、二方梁淸标印、三方项子京印。应该说，刘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仪周著录的《功甫帖》。同样的推理要看谁更合理。凌利中等人把推理当作证据，又一次犯了低级错误无疑。

　　十、如果《功甫帖》是我的，我将如何处置？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捐给国家博物馆或者北京故宫。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希望囯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能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那样公布所有专家的鉴定意见。这样可以排除目前守规矩的囯家文物鉴定委员不能就《功甫帖》发表意见，甚至连看一下《功甫帖》的展览都不可以的尴尬局面。这方面我一直在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减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神秘性；二是如何显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权威性；三是如何解决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多功能性，应该既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博物馆服务，也为民间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服务，这种服务应该透明、公开、公正。对每一件已鉴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为样本，公开公布鉴定结果，特别是不同意见。长此以往，谁是真专家，谁是伪专家，便自有公论。长此以往，“南郭先生们”可能就不敢进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那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好事，但真要做起来谈何容易。

　　以上文字将在新媒体发表，《功甫帖》事件让我们非常感激新媒体，特别是新浪和雅昌网。如果没有它们，早些时候都可能没有刘益谦说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