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中国·1938：卡帕彩色摄影中的中国【7】

1938年，汉口的主要街道上，童子军们和士兵们扛着孙中山像游行以示抗日决心，队伍的最后跟着汉口的市民。

 在武汉，伊文斯团队经过努力，争取到了去西安拍摄的许可。伊文斯计划在那里寻找机会直奔延安。不过国民政府方面非常清楚这个团队想要拍摄延安方面的企图，因此他们在西安期间，由董显光和黄仁霖拍给他们的电报还在强调：“夫人要我告诉你，中国只有一支在蒋委员长指挥下的军队。在你的影片中要注意不要宣传其他部队，只能突出中国军队。”

在西安，他们还领教了中国式“宣传”的本事。一天，在发生西安事变的原地，当伊文斯“站在蒋介石被绑架的山上的石头上，看到一千多英尺的山下有一座典型的、四周有围墙的中国小城。在中间的空地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们赶紧下去，看到了后来伊文斯在日记中描绘的如下景象：“四名学生站在一个小庙外面。他们用一个原始的传声系统和肥皂箱做成了一个土制的扩音器。他们唱歌鼓动人们参加抗日战争。男人、女人、士兵、儿童、鸡、猪是他们的听众。整个集市非常活跃，这些人基本的潜在力量——中国各处都可看到——被这些学生激发起来了。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表示。但是不允许我们拍摄，因为怕它会给人们一个印象，以为中国群众是肮脏的、没有组织的！我们和检查官争吵起来。还是不行。争吵愈来愈厉害。检查人员把手放在镜头前。事情就此定局。”

然而，更惊人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天清晨。早晨7点左右，团队的中国伙伴通知他们出门，因为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据伊文斯描述，“在一个没有任何典型的中国东西的大广场上，他们聚集了大约一万人。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孩子和孩子在一起，男人和男人在一起，自行车和自行车在一起。四只亮晶晶的扩音喇叭，还有四十个学生(昨天只有四个)面向群众。‘你们的好机会，’他们对约翰和我说。‘这和你们昨天要在集市上拍的那个小场面是大不相同了。”

伊文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伪善的检查官员认为拍摄一万人的场面宣传效果更好些。”当然，既然来了，也只能拍摄了，用以表现“团结”，并且切入了在香港拍摄的孙夫人宋庆龄的镜头。伊文斯对此做法有点心虚，因此不忘在日记中辩解道：“但是在精神上，在剪辑中，她是在那里的，和她的人民在一起。”

在中国期间，卡帕还尝试了用刚刚出世不久的彩色照片来报道中国抗战。7月，他请求经纪他照片的图片社PIX给他寄送彩色胶卷。他在9月收到了彩色胶卷并且拍摄了日军空袭武汉后的市面惨状。很快，1938年10月17日出版的《生活》画报，以两个版面刊出了他拍摄的彩色照片。在用彩色胶卷拍摄了武汉的苦难之后，他离开武汉去香港。9月22日，他已经到了香港。从香港，他搭乘飞机辗转回到巴黎。

卡帕的中国之行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但这场摄影之行，于他实在留有太多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是他没有能够去延安拍摄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

与伊文斯一样，他也有意去延安去拍摄那里的情景。因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汉译《西行漫记》)已经成功地为中共造势，引起许多西方记者的探访兴趣。但实在是因为运气不好，他没有获得成功。在伊文斯与佛诺于8月离开中国后，卡帕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但中国当局认为他身份已经变化，需要再作登记并且申请旅行通行证。繁琐的手续，也令卡帕望而生畏。而更令卡帕感到遗憾的是，在拍摄延安这件事上已经有人胜过他了。那人是他早先在“迪福特”图片社的同僚瓦尔特·博斯哈特(Walter Bosshard)，他不仅在延安拍摄了许多照片，而且还拍摄了一部片长20多分钟的黑白纪录片。因此，卡帕离开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决然求去，因为他在获得有关延安的“独占性”影像方面已经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