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中国·1938：卡帕彩色摄影中的中国【4】

台儿庄战役之后，一些受伤的士兵必须步行几英里才能到达火车路过之地。

 台儿庄战役和武汉战役

1938年1月21日，卡帕登上一艘名叫“阿拉密”号的客船从法国马赛港起程赴中国。与卡帕一起来华的还有伊文斯团队的电影摄影师约翰·佛诺(又译弗恩豪特，John Fernhout)。卡帕是应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1898-1989)之邀作为其影片《四万万人民》摄制组的照片摄影师与电影摄影助理来华的。卡帕此行先是去香港与已经先期抵达香港的伊文斯会合。在香港会合后，他们三人搭飞机飞武汉市，开始在中国的拍摄之行。

在船上，他们遇见了同船来华的英国诗人奥登与伊修伍德。奥登和伊修伍德后来在他们合作的《战地纪行》中对于同船的卡帕和佛诺有生动的描绘。他们写道：“(我们在从马赛到香港的旅途中就认识了他们俩。真的，就因为他们那些嬉笑玩闹，捏屁股啊。‘噢，什么啊！坏蛋！’的大呼小叫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妓女的笑话，他们成了二等舱的活跃分子。)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更法国﹔矮壮，皮肤黝黑，眼袋下垂，黑眼圈，眼神气活像喜剧演员。他才二十二岁，却已是一个著名的新

时的《生活》画报甚至把它与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等历史性战役相提并论。因此，卡帕急切地想要拍出好的照片。在台儿庄，他们见到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李宗仁将军，而卡帕也拍摄了李宗仁的肖像。而在孙连仲将军所在的战地，他们爬上了炮兵观察哨，看到了四英里外的日军阵地。这可能是伊文斯团队离日军距离最近的一次。当然，他们还遭遇过日军飞机的轰炸。4月6日，台儿庄被中国军队收复。他们于4月8日回到台儿庄城里，后来几天一直在那一带拍摄。

1938年5月23日那期的《生活》画报发表了卡帕拍摄的四个版面的台儿庄报道，这些照片标明是由卡帕拍摄。在这些照片里，有展现中国军队出动的场面，也有表现哨兵们站在城墙上守望敌情的画面。在这期画报的版面中，还有他拍摄的中国军人操作重炮的画面。这个画面的得来，在伊文斯的日记中有所记载。他说：“卡帕作为副摄影师获得了第一次教训。前来检查的官员杜将军为了显示他的重要性，阻止近距离拍摄大炮。这根本是扯淡。这种大炮是德国人在1933年制造的，已经广为人知。而军队权威人士则站在我们一边，因此我们拍摄了这个画面。”这段文字其实还说明了伊文斯与卡帕在中国工作的额外的困难，那就是除了需要面对危险的战火之外，另一个重大困扰是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监视。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安排那时已经深得宋美龄信任的、后来被称为是蒋介石的“特勤总管”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为伊文斯团队安排“一切”。这所谓的“一切”，包括了对于他们的严密的监视。黄仁霖甚至安排了一个现在尚不可考的摄影师“CHUCK”跟随伊文斯团队拍摄。凡是伊文斯团队拍摄过的一切，“CHUCK”都要跟着拍摄一遍，以便政府方面能够全面把握这个团队拍摄了什么。

而置身于不断受国民政府监视困扰的伊文斯团队的卡帕，还有着另外一层深深的苦恼。那就是电影人与摄影人之间的专业分野所引起的不被重视的痛苦。在台儿庄，卡帕的沮丧达到了某种高度。他在给他的好友、编辑彼特·柯埃斯塔(Peter Koester)的信中说：“总的来说，我是这个远征队的‘穷亲戚’，这引发了我的许多困难。他们是很好的团队成员，但电影是他们的私事(他们让我这么感觉到)，而静照则完全是次要的……台儿庄的照片不错，但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拍到的，想想在你身后有一台大大的电影摄影机，有四个检查员在我们周围，然后你还得帮助胶片操作者。”这番话明显地表现出了电影与摄影这样两种不同媒介在相处时的不睦关系。也因此，他逐渐萌生了离开中国之意。顺便说一下，卡帕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在中国期间，除了给柯埃斯塔写了不少信之外，他还给在美国的母亲写了不少信。这些信至今保留在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但还没有公开。

4月14日晚上，伊文斯团队坐一列旧火车离开了台儿庄，结束了为时10多天的采访拍摄。由于火车里挤满了人，他们无法再躺下。而卡帕则是躺在了车厢地板上的反光板上。总的来说，伊文斯团队在台儿庄没有拍摄到太令人激动的片段，卡帕同样也没有到手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而这与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非常保护(也是受命监护)这个拍摄团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