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中国·1938：卡帕彩色摄影中的中国【5】

1938年4月，临近徐州前线。

影像中的人道主义 成就了战争摄影

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的武汉，在抗战中一度成为了国际媒体的焦点。因为中国政府部分机关迁移至此，使得这个城市成为了战时中国的临时首都。而日本军队则欲夺取这个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人们寄希望于武汉这个“中国的马德里”可以阻止日军的侵略脚步。历时四个月的武汉战役，最后以武汉失陷告终，国民政府西移重庆。中国的抗战由此进入了更为漫长的相持阶段。

在武汉期间，卡帕拍摄到了中国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的场面。在卡帕于武汉拍摄的一张特写肖像照片中，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国少年士兵高昂头颅，传达出一股中国人民抗日的凛然之气。后来，这张照片被1938年5月16日那期的美国《生活》画报用作封面照片，封面左下角还压印“中国的保卫者”字样。而这一期的中国战事报道的七个版面，则用来刊登他于3月12日在武汉的所见。通过这样召唤国际同情的视觉呈现方式，卡帕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与呼吁传达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台儿庄战役后，为了阻挡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段黄河大堤。这个毁誉参半的决定给敌我双方都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卡帕也在7月初奔赴现场拍摄到了一些照片。回到武汉后，卡帕还拍摄到了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情景。这是讨论重大军机的中国最高国防机构第一次向媒体开放拍摄。他拍摄到了蒋介石在主持会议时的情景。同时，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向他开放。卡帕因此拍摄到了中共军人开会的照片。从照片看，他甚至可以较为自由地从比较高的视点俯视会议的进行，因此拍摄到了周恩来等坐在桌子边上看叶剑英正在指点军事地图的画面。此外，他也拍摄到了倚靠着门框的周恩来形象。在武汉，他还发展出与史沫特莱的亲切关系。除了两人都有种奔放不羁的相同气质因此相互吸引之外，卡帕还期望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她能够帮助他弄到去延安的介绍信。

在刚刚从香港抵达武汉不久，奥登与伊修伍德就在董显光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见到了卡帕。他们从卡帕那里得知伊文斯团队的计划。在两人的《战地纪行》中，他们写道：“在他们动身前往西北地区前，他们要在此等候他们的装备，装备正通过铁路托运过来。他们打算拍一部以一个少年士兵、一个在八路军某支游击队里的‘红小鬼’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后来，他们又多次在各种场合相遇。一次，在汉口的史沫特莱家，他们再次见到了卡帕。“我们到的时候，卡帕、博古两人正和她在一起。……卡帕和其他人刚从台儿庄回来。他拍了很多照片，伊文斯的影片已拍好了一个完整段落。但卡帕不甚满意。他发现中国人的脸不怎么上镜，若和西班牙人相比较的话。显然他很想回西班牙去。‘我想在七月十四日回巴黎，’他满怀憧憬地说，‘在街上跳舞。然后出发去马德里……’可与此同时，他还要陪伊文斯和弗恩豪特去延安和西北地区。他想让我们帮他把那些未经审查的照片寄到美国去，然后在那里出版成书。‘你会赚很多钱的！’博古说道，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1938年4月29日， 卡帕在武汉拍摄到了他在中国拍摄的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些照片。那天，日本侵略军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目标，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卡帕冲上武汉街头，拍摄了武汉市民在街头观看中国空军与日寇激战长空的许多场面。在他的照片中，既有中国人民为空中激战而心事重重地观战的情景，也有在得知中国空军击落二十架日机大败日寇的消息时欢欣鼓舞的场面。如果将卡帕在1936年11月拍摄的有关马德里空战与武汉空战的照片放在一起，人们就会发现，卡帕通过这两场发生在欧洲与亚洲的两个不同国家的空战场面，向世界上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达了这么一个重要事实：在西班牙与中国这两个不同国家中发生的战争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人民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决战。这是同一性质的战争在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同时性展开。

在同年7月19日的另一场日军对武汉的空袭中，卡帕再次以自己的战争影像证实了自己用照片得出的上述结论。日寇在这场空袭中对居民区也实行狂轰滥炸，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身为伊文斯摄影队一员的卡帕在空袭结束后迅速奔赴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拍摄日寇狂轰滥炸后的惨状。卡帕在这次拍摄中拍到了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蹲着的女人》。蹲坐在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恸哭的中国女性的身影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而当人们将卡帕拍摄的在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茫然不知所措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妇女的照片放在一起时，马上产生的联想便是，在战争造成的灾难中，首当其冲蒙受重大牺牲的便是妇女与儿童。

还是在他写给柯埃斯塔的信中，卡帕提到了他拍摄的这些照片。他说：“不幸，我的报道相当不完美，因为我们的‘电影远征队’在其他地方还有拍摄任务，因此在干了十分钟活后他们就把我拉回了旅馆。所以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我本想要在下一天去完成它(日机每天都会来)，但20日一天只响过一次警报，没有轰炸。”除了自己的报道工作与团队的电影拍摄之间的矛盾之外，更令他困惑的是一种工作伦理上的疑虑。在另外一封给柯埃斯塔的信中，卡帕更直言：“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只鬣狗。即使你知道你工作的价值，这也会让你变得神经质。每个人都怀疑你是个间谍或者怀疑你以其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挣钱。”这个疑虑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明确的解释，只要你从事的是这种性质的工作。而他在工作中的死亡似乎还了他一个清白。

在卡帕的战争摄影中，除了第一线的男人(主要是士兵)之外，还出现大量的妇女与儿童形象。他通过自己拍摄的战争中的妇女儿童影像来含蓄地提醒人们，即使是战争摄影，其根本立足点还是在于人以及人所展示的人性。对卡帕而言，报道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一种对人的根本理解与关心并唤起对生命的尊重与爱。这就是他与其他那些根本无视人的基本尊严，一味渲染战争残酷的战争摄影师的本质区别。其实，简单地将卡帕说成是一个战争摄影家是有失公允的。他的摄影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理想的战争摄影。他报道战争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如果说他是战争摄影家的话，那也是一个反战的战争摄影家。是卡帕的战争影像的人道主义性才最终决定了他能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