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品格之三:
将藏品推向公众领域的开放胸怀
怎样使私人藏品发挥最大效应?这是收藏家通常询问自己的第三个问题。在欧美,私人收藏家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搭建一座桥梁,将自己的收藏推进到社会公共领域,让公众得以共享,这种努力往往贯穿于他们毕生的过程,并由后代继续完成。在今天的中国,收藏家对此有足够认识的并不多,或者仅以为艺术收藏的效应在于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两者相比,人文品格上的落差是巨大的。
去年有一则报道,盛赞德国收藏家Ingvild Goetz女士与克里斯汀的慈善合作。Goetz女士收藏了5000多件现当代艺术品,涵盖范围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天,跨越媒体的种类繁多。媒体赞赏她奉献给慈善事业的热情可以与奉献给艺术的激情相媲美。她的慈善之举包括出资给尼泊尔的儿童盖学校,拿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帮助那些还没有引起社会足够重视的厌食症患者、改善寻求庇护者的生活条件等,而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她的藏品运作。去年,Goetz女士与克里斯汀合作举办数次慈善拍卖,在“战后及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中,她拿出已经收藏了将近30年历史的71件藏品,其中包括Matthias Weischer、Christopher Wool、Wade Guyton、Mike Kelley、 Toba Khedoori and Richard Prince等艺术家的重要作品,拍出了670万英镑,所得款项全部用于长期慈善项目。媒体认为,Goetz女士正在开拓一条独特的与慈善事业相关的艺术与收藏之路。
也许,Goetz女士对自己藏品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例外,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收藏家都把私人的收藏投入慈善事业,但是,艺术从本质上说既然作为历史与社会甚或全人类的遗产,无论公共收藏还是私人收藏,都需要遵循一个准则,即采用各种方式尽可能让公众共享。在这一点上,欧美收藏家的心态相当开放。Goetz女士认为,收藏行为微不足道,而有益于后人的保存与传播工作才最为重要。我参观过Goetz女士在自家花园里建造的美术馆,馆内不仅存放和展出藏品,还设置艺术研究、作品出借后的恢复、出版及开展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等项目,自1993年对外开放后很快成为欧洲引人注目的美术馆之一。
这里,不能不提到欧美国家为私人收藏家的藏品能够推到公众面前而创造的良好环境。在这些国家,大多通过优惠的政策,帮助设立私人艺术基金会的企业或个人将收藏纳入规范的制度,并进行合理的运营和管理,从而形成完善的私人收藏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衡量体系。政府对收藏家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但这种支持经过严格的专业审核,绝不会发生利用个人收藏来套取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收藏家必然高度珍惜自己的品格和荣誉。与之相比,中国的收藏文化,包括收藏的社会环境和收藏家品格的锻造,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上海美术馆原学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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