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我与国画

刚刚为广州美院校庆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叫做《教学相长辟新途》，回顾了过去十七年在中国画教学上的一些问题。有同志看了，鼓励我再写一篇有关我的国画创作的文章。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为我举办了一个个人的回顾画展，展出包括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半个世纪以来的作品。我也打算藉此总结一下过去，更想通过回顾画展听到各种有益的意见。正好《文艺研究》编辑部又来人约我写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我便趁热打铁地继《教学相长辟新途》之后，接着写了这些，题目叫做《我与国画》。

我从事中国画创作，道路比较迂回曲折，经历也是坎坷不平的。其间有经验也有教训，还有些方面，尚待继续实践来检验它的成败。但不管如何，我都尽可能把它们记下来。

不动就没有画

我从童年开始就喜爱涂鸦。虽然我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很苦，但我不懂得什么是苦。我热爱周围的景物，山水林泉，瓜菜花果，猪牛猫狗;我喜好捉虫捕鸟，捞鱼摸虾，喂鸡赶鸭和放纸鹞;我喜欢边玩边画，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的地上画起来。我读小学时，曾经花过许多时间全部画了中国的分省地图。有一次借来了一本《芥子园画谱》，我瞒着父亲偷偷地将它全部临摹了下来。我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他会画几笔梅兰菊竹，但不准我学画画，责备我画画荒废了读书的时光，将来没有出息，所以我只好偷偷地画我喜欢的东西，有时也的确耽误了诗书课业，只顾忘餐废寝偷偷画。这时，我私下却得到极大的满足。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中学念书，在学校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开始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我曾在一幅很大的竹布上画了一张《来一个杀一个》的漫画挂在家乡阳江县城的大街上。1938年我在广州随高剑父先生学画，因广州受日机空袭威胁便跟高老师到四会去画画。广州陷入铁蹄，我们也分散了。我背着一袋炒米过了两个月的流浪生活，终于逃难到了澳门又找到了高老师，此后跟着他在澳门一间寺院里住了两年。这两年中我画了数十幅有关抗战题材的中国画，其中有《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四联屏)、《艇娃》等画，曾于1939年参加莫斯科的中国画展览;另外还有《游击队之家》、《中山难民》、《从城市撤退》(长卷)和《拾薪》等。1939年底我先后在澳门、香港、广州湾举行过抗战画展。1940年初我离开澳门经香港沙鱼涌偷渡日敌封锁线辗转回到韶关，又先后去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举行了抗战画展。当时，我这样画，到处展，完全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自愧不能拿枪上阵，就只好以画笔作武器，参加到抗敌救国的行列中来。

本来，我离开澳门是下了决心回来参加抗战的，当时的具体想法是希望跟随抗战部队到前线去写生，继续画我的抗战画。而到了韶关一看，蒋介石消极抗日，火药味淡薄之极，我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但千里之行既已始于足下，就立志行万里路。我第一站到了桂林，就给桂林山水吸引住了，我就画了一个十多米长的《漓江百里图》手卷。后来又到了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先后画了《峨眉烟雪》、《黄桷树瀑布》、《岷江之秋》、《嘉陵江码头》、《老石匠》、《今日之教授》、《都江堰》、《自贡盐井》等画。当时，有位诗友为我写过这样一首诗：“客棹经春未拟还，似闻橐画向韶关。独开抗战真能事，暮雨何时写蜀山。”事实上，我真的仅能力行最后一句了。接着，我又去西北，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祁连山而探胜到敦煌。像我这样一个南方人，从来未见过塞外风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骆驼队与马群啦，一望无际的草原，平沙无垠的荒漠，都使我觉得如入仙境。这些景物，古画看不见，时人画得很少，我是非把这些丰富多彩的素材如饥似渴地搜集，分秒必争地整理——把草图构思，为创作准备不可的。这是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绘画艺术财富，也是使我进一步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泉源的宝贵实践，用我当时的话来总结就是：动是画因，不动就没有画。此行最后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千佛洞，它便是名不虚传的艺术宝库。这座多彩多姿的佛教艺术之宫，显示出我们祖国历史文化之悠久，绘事成就之惊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智慧、毅力和创造精神，看了不由我不惊叹，也不由我不夜以继日地描摹。此行，我创作了《冰河饮马》、《蒙民迁徒图》、《黄河冰桥》、《塞外驼铃》、《祁连放牧》等画，并临摹了七十余幅敦煌壁画。这时，我更深刻体会到“行万里路”的重大意义。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有时边走边饿饭，在千辛万苦的跋涉中免不了会遇着各种各样的险情，但我热爱我的旅途生活，在漫长艰苦的历程中，意在“搜尽奇峰打草稿”，把祖国的锦绣河山都收入我的眼底，装进我的胸中，描绘在我的笔下。我有一联诗句曾经这般纪行和抒怀：“尺图每自胸中出，万里都经脚底行。”

记得当初(1940年)我决定离澳门入内地而辞别高剑父老师的时候，他老人家很不高兴;他不愿我“出山”，担心我吃不了苦，恐怕我为追名逐利而改了行，念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两句古诗给我作临别赠言。我此后也一直以此自戒，所以，我把画室命名为“鉴泉居”。

在战乱的年月里，要行万里路，要到人生路不熟悉的大后方，这种毫无把握的“出山”，对我确是极大的考验。那些年月我怎样跑了七八个省?怎样一步步踏向自己退而思其次的目标——“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当日靠的只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以画养画;也就是有十块钱就走十块钱的路，有多点路费就走远一点路程，全程都是“以画养画”。但这样在当时绝不容易。要养画就要卖画;要卖画就要展览;要开展览会就要花本钱，作品要装裱，会场要租金，还要招待协助展览的有关人员吃饭。如果画卖不掉，就要贴老本。有一次在成都，画展还未结束，就逼我交会场的租金。当时有钱买画的是些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地主、资本家，或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只因有了钱，就要炫耀自己也有文化，才附庸风雅一番买幅画挂在厅堂里装装门面。但当时能卖钱的画并不多，抗战画我不卖他们也不买，画名山大川，劳苦大众，少数民族的作品，因花费了心血，倾注了感情，纵使有人要买，由于我把它们看作亲生儿女，怎么也不愿出卖。在我近年来举办的回顾展中，有不少就是这些作品，它们都是旧日我的展场上的“非卖品“，才留得到今天。记得1944年我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时，一位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长看中了我那批敦煌壁画临品，他通过国民党中央社的关系表示要买下，并声明不管要价多少都愿意付出，但我坚决回绝了：“这些是非卖品，出多少美金也不能卖。”这批画至今幸而保存下来。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就试画一幅玫瑰花展览出去，藉以适应那些买主的口胃。没想到这画一挂出来，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几天内预订重画这张画的竟达二十多起。这样，一下子虽然马上解救了我当时的窘境，但是我却为此吃尽不是滋味的苦头——画展一结束，在一段时间内我就得像印刷机一样天天临摹自己的玫瑰花，这分明不是我乐意干的，我倒胃了：何必为几个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呢?当时我曾发过誓，今后再也不画玫瑰。